寂灭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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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文德主帅领兵两千护送豫章王萧综接管徐州。北魏派两位宗室元延明、元X领兵二万，在陟口一带扎下营寨准备进兵，陈庆之得到消息之后，逼近敌人营垒挥师直击。一比十，这很可能是他所有战斗中实力比例与敌人最接近的一仗。战斗的结果，二元的两万人马不过在一通鼓之间被陈庆之的两千人马击溃败逃

    梁大通元年(527），与寻阳太守韦放合攻魏之涡阳（今安徽蒙城）。魏遣征南将军元昭率数万步骑来救，陈庆之乘魏军远来新至，仅指挥100人击破其前锋。

    后又与诸将连营而进,背涡阳城与魏军相持。自春至冬，交战频繁，将士疲惫。有的将领建议退兵，他力主决战。魏军筑就13垒以控制梁军，他领兵夜出，破其四垒，涡阳城主王纬乞降。梁军乘胜强攻，俘斩甚多，其余九垒皆溃。

    中大通元年(529年)四月，陈庆之领兵乘北魏征讨邢杲起义军之际，乘虚攻占荥城(今河南商丘东)，进逼梁国(今河南商丘)。魏将丘大千率众7万分筑九城，以抵御梁军。陈庆之率军进攻，一日之内攻占三城，迫使丘大千投降。元颢遂于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城南称帝。授予陈庆之使持节、镇北将军、护军、前军大都督。时魏济阴王元晖业率羽林军2万来援，进屯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考城四面环水，守备严固。陈庆之命部下在水面筑垒，攻陷其城，全歼2万，俘元晖业获。

    梁大通二年（528年）四月，魏北海王元颢来降，梁武欲利用其向北拓地，至不济也能在魏梁间建立个防卫缓冲地带，遂封元颢为魏王，以陈庆之护送北归。具体目的地史书并未明说，是否要一直送到洛阳，也是未知之数。同年十月，陈庆之袭取魏铚城，旋破荥城。

    梁大通三年（529年）四月，魏元天穆率大兵东讨邢杲，陈庆之乘虚北上，围攻梁国（治睢阳），破魏丘大可7万人。元颢于此称魏帝，改元孝基，以陈庆之为前军大都督。四月二十日，陈庆之进军考城，破魏元晖业羽林军2万人。五月一日，魏大梁守军望白袍而降。陈庆之遂引师西进，鞭指魏都洛阳。五月二十三日，在魏援军赶到之前，破魏杨昱7万人，攻陷荥阳。俄而率3000兵背城力战，破敌援军元天穆、尔东兆骑兵万余。随后魏尔朱世隆弃虎牢，洛阳全裸于梁军之前。五月二十五日，元颢入洛阳，改元建武。

    然梁军陷洛阳后，魏元天穆等又反扑，先后攻克大梁、睢阳，并由费穆率2万兵攻虎牢，洛阳告急。陈庆之遂回师进击魏军，元天穆畏之而率4万众北渡黄河，费穆则率2万众降于虎牢。随后，陈庆之收复大梁、睢阳，洛阳之危尽解。

    大同二年(公元536年)十月，东魏定州刺史侯景率7万人寇楚州，俘楚州刺史桓和，侯景乘胜进军淮上，并写了信劝陈庆之投降。梁武帝遣侯退、侯夔等前去增援，军至黎浆，陈庆之已击破侯景。

    成功因素陈庆之北送元颢，自铚县至洛阳，行程3000余里，47战克魏32城，一往无前，可谓神勇。但有三个因素不得不表：

    第一，其时魏内外交困，于下则流民四起，于上则宫廷频变，洛阳方圆数百里内兵力空虚、士气低落，故陈庆之所向披靡，亦有一定机缘巧合。

    第二，陈庆之此次北伐，始终未与魏最精锐之师接战，其时魏朝第一名将尔朱荣初破葛荣，正囤兵上党至邺城一线，而元天穆实际上也未全力与陈庆之正面接战，其主要精力耗在进攻济南邢杲方面。（《魏书》中有“朝廷以颢孤弱，不以为虑”之言，足以佐证。）

    第三，《梁书》记陈庆之自述，“我辈众才七千，虏众三十余万”。（《南史》则为“贼众四十余万”），常人多误解为是以7000破30万，其实“虏众”不只指敌军，亦指敌军胁带做后勤等工作的百姓。且古代打仗，多爱浮夸，如曹操之号百万，实际不过数十万。进一步看，据今人朱大渭考证，当时北魏总兵力不过20万左右。因此，《梁书》中“魏将丘大千有众七万”、“抚军将军元显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众凡七万”，以及“虏众三十余万”等说法，显然有点大跃进。

    综上，陈庆之北伐以少破多的战绩，有事实基础，但也有一定水分。近人吕思勉对庆之北伐的评价就比较中肯：“（陈庆之）其锋可谓锐矣，然魏之兵力，未大损也”。

    [编辑本段]考证历史

    《梁书》中的陈庆之，一生未尝败绩，即使被尔东荣攻陷其参与守卫的洛阳，也要先鼓吹其11战伤敌甚众，再将后面的全军覆灭归结于天灾（嵩高颍水泛洪）而非人力。那么，事实是否如此？

    关于洛阳保卫战，《梁书.陈庆之传》这么写道：

    “魏天柱将军尔朱荣、右仆射尔朱世隆、大都督元天穆、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荣长史高欢、鲜卑、芮芮，勒众号百万，挟魏主元子攸来攻颢。颢据洛阳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时反叛。庆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战，伤杀甚众。荣将退，时有刘灵助者，善天文，乃谓荣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荣乃缚木为筏，济自硖石，与颢战于河桥，颢大败，走至临颍，遇贼被擒，洛阳陷。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荣亲自来追，值蒿高山水洪溢，军人死散。庆之乃落须发为沙门，间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潜送出汝阴。至都，仍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邑一千五百户”。

    看上去真是“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陈庆之渡到黄河以北，把守北中郎城，三日11战，杀得尔朱荣正要退兵，却为善观天相者说服，绑了木排渡河，攻取洛阳。陈庆之仍未慌乱，结好阵型东返，遭遇嵩高县颍水泛洪，全军死散，于是落发剃须假扮僧人，独身逃回梁都。

    但还有另一个洛阳保卫战的版本，《魏书.尔朱荣传》写道：

    “（尔朱）荣与（元）颢相持于河上，颢令都督安丰王延明缘河据守。荣既未有舟船，不得即渡，议欲还北，更图后举。黄门郎杨侃、高道穆等并谓大军若还，失天下之望，固执以为不可。属马渚诸杨云有小船数艘，求为乡导，荣乃令都督尔朱兆等率精骑夜济，登岸奋击。颢子领军将军冠受率马步五千拒战，兆大破之，临阵擒冠受。延明闻冠受见擒，遂自逃散，颢便率麾下南奔”。

    而《魏书.岛夷萧衍传》中则有一句：“永安二年夏，遂入洛阳，车驾还讨，破走之。唯庆之一身走免，自余部众皆见俘执。”

    根据《魏书》的两条记载，陈庆之在保卫战中几乎变成透明人：尔朱荣结重兵与元颢相持于黄河两岸，欲渡无舟楫，打算北还，为下属劝止。恰好找到几艘小船和向导，尔朱荣就命尔朱兆率精骑夜渡，破颢陷洛，陈庆之则单身逃免。

    还有第三个洛阳保卫战的版本，《资治通鉴.梁记九》写道：

    “尔朱荣与颢相持于河上。庆之守北中城，颢自据南岸；庆之三日十一战，杀伤甚众。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阴与荣通谋，求破桥立效，荣引兵赴之。及桥破，荣应接不逮，颢悉屠之，荣怅然失望。又以安丰王延明缘河固守，而北军无船可渡，议欲还北，更图后举。黄门郎杨侃曰：……若未有所成，遽复引归，民情失望，各怀去就，胜负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征发民材，多为桴筏，间以舟楫，缘河布列，数百里中，皆为渡势，首尾既远，使颢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荣曰：“杨黄门已陈此策，当相与议之。”刘灵助言于荣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将军正平杨剽与其族居马渚，自言有小船数艘，求为乡导。戊辰，荣命车骑将军尔朱兆与大都督贺拔胜缚材为筏，自马渚西硖石夜渡，袭击颢子领军将军冠受，擒之；安丰王延明之众闻之，大溃。颢失据，帅麾下数百骑南走，陈庆之收步骑数千，结阵东还，颢所得诸城，一时复降于魏。尔朱荣自追陈庆之，会嵩高水涨，庆之军士死散略尽，乃削须发为沙门，间行出汝阴，还建康，犹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

    《通鉴》这段话主要以《梁书》为蓝本，又硬插了《魏书》中的一些材料，拖泥带水，很不自然。关于陈庆之的部分，则全取自《梁书》。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相信《梁书》关于陈庆之在洛阳保卫战中的记述呢？答案是：不。

    司马光是个讲究“正统”的传统儒家学者，《通鉴》南北朝纪年不见北魏、北齐、北周，只有宋、齐、梁、陈，很明显，司马光是以南朝为“正统”。他的助手刘恕对此也曾有异议，写信表示：“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而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但看来这抗议最后也没有用。

    既然司马光以南朝为正统，对“所向披靡”的萧梁大将陈庆之，当然要大书特书。我们可以看到，在《通鉴.梁记》里，陈庆之的出镜率相当高，而且基本全盘照搬《梁书》。

    那么，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判断《梁书》与《魏书》就洛阳保卫战的记述谁更接近事实了。

    我个人的倾向，是更相信《魏书》，虽然它也不算十足信史。但两部非信史，当弃更不“信”的那一部。而《梁书》中关于洛阳保卫战的记述，实在是破绽百出。

    首先，“魏天柱将军尔朱荣、右仆射尔朱世隆、大都督元天穆、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荣长史高欢、鲜卑、芮芮”，这头一句就有问题。芮芮，即柔然，向是北魏的心腹大患，不曾帮北魏打南朝。当然，北魏军队里也可能有柔然人，因为北魏曾先后将内附和俘获的柔然、敕勒及内地汉人迁于六镇及平城等地，并使之充作隶户和营户。但这与《梁书》中的芮芮派兵与北魏联合攻打洛阳，却是两码事。司马光也晓得这点，所以编《通鉴》时偷偷把它拿掉了。

    其次，“庆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战，伤杀甚众”，与后面的“值蒿高山水洪溢，军人死散”一句，颇有矛盾。陈庆之北渡黄河随后东撤，若要遇到黄河南岸嵩高县的颍水泛洪，只可能是东撤前回渡了黄河。但回渡之时，怎么可能避免与尔朱荣已布于黄河两岸的30万大军作战？在《魏书》和《梁书》中，均没有陈庆之回渡黄河时的作战记录。那么，陈庆之及其部曲乱云飞渡仍从容？

    最后，“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荣亲自来追”，这句用四川话来说，就是“逗起闹”。尔朱荣此战首要目的是夺洛阳，灭元颢，现在洛阳攻下，元颢跑路了，就算要追，也会追元颢而不是陈庆之。相比之下，《魏书》的记述是大致可信的。唯有在渡江具体操作技术的环节里，《魏书》的说法没有《梁书》可靠。毕竟，只靠几艘小船加个向导，就能带“特种部队”渡江，大败对方5000马步，也有点离谱。司马光在这个环节上，综合了《梁书》与《魏书》的记载，干得不坏。

    所谓“功高震主”，何况元颢还算不上是陈庆之的“主”，不过是萧梁扶持的一个傀儡政权，陈庆之则仿佛于元颢卧榻之旁鼾声如雷的钦差大臣，令其不爽多于倚重。

    《梁书.陈庆之传》中对元颢这个人评价很低，揭发其人“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乐，不复视事”。而《魏书.元颢传》也差不多，说他“日夜纵酒，不恤军国”。元颢既然是个怂货，自然会对陈庆之有所猜忌。部将元延明曾对元颢说：“陈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增其众，宁肯复为用乎？权柄一去，动转听人，魏之宗社，于斯而灭。”元颢于是更加疑惧，生怕陈庆之找梁武要兵，上表说：“河北、河南一时已定，唯尔朱荣尚敢跋扈，臣与庆之自能擒讨。今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摇动百姓。”于是梁武也就没再给元颢派援军。

    到了元颢将败亡的时候，陈庆之很可能已经没多少实际军权，因此《魏书》里洛阳保卫战才没他多少戏份。这里有条比较具备说服力的材料，《洛阳迦蓝记》记载，元灏败逃被俘时，“所将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列”。陈庆之护送元颢北上带了7000人，其时元颢不过是个光杆司令。到了洛阳元颢即使扩充兵力，也很难是“江淮子弟”。因此，元颢被俘时率领的这5000“江淮子弟”，极可能就是陈庆之原来的部曲。他们之所以解甲相泣，不是为了戾主元颢，而是为了故将军陈庆之。而《魏书.岛夷萧衍传》中那句突兀的“唯庆之一人走免，自余部众皆见俘执”，至此也有了一个完满解答。

    其实，即使陈庆之掌有兵权，也未必能绝对不败。洛阳保卫战敌我悬殊，内外交困，庆之只得败走，还有说辞，但他此后与魏尧雄的战斗，则难再找借口。

    在《梁书.陈庆之传》里没有问题，白袍将军晚节能保：

    “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诸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余并如故。庆之至镇，遂围悬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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