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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个要消灭那个”(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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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作品作曲填词，奏响音乐。即使那些被称为无稽之谈的诗歌，都成了主教堂的点缀。总而言之，它们起到的作用，和希腊的宗教节目中上演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以及所罗门神庙上谈的《创世纪》一样。
因此，在古腾堡印刷技术发明之前，建筑艺术可谓一直承担着记载历史的主要角色，是举世公认的书写形式。而这部质地坚硬的书籍，从东方开始，然后被古希腊和罗马所继承，最后在中世纪留下了辉煌的一页。此外，人民艺术这一社会化现象，不仅取代了刻印着种种等级制度的建筑艺术，而在历史上其他伟大的时代里，还将和一切与人类智慧有关的运动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只能用纵向顺序的形式，来简单叙述一下其演变的过程。在远古时代的东方，原始时代的摇篮，继印度建筑之后，出现了腓尼基建筑艺术，它是阿拉伯建筑艺术的体态丰盈的母亲；在古代，先有埃及建筑艺术，而伊特鲁利亚风格和库克罗普斯建筑，只不过是其中的变种，然后才出现了希腊建筑艺术，而添加迦太基式圆顶的罗马风格，也不过是希腊风格的延续；在现代，继罗曼建筑艺术之后，才出现了哥特式建筑。把这三个系列拆开来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三位“大姐”——即印度建筑艺术、埃及建筑艺术和罗曼建筑艺术，它们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象征着不同的事物，即神权政治、种族等级、统一和教条、神话和上帝。而腓尼基建筑艺术、希腊建筑艺术、哥特式建筑艺术这三位小妹，无论它们的外形结构如何变化奇怪，但都同时表达着几个文化意义，这就是自由、人民和人。
无论是身为婆罗门婆罗门：古代印度的僧侣贵族。，祆教僧侣祆教僧侣：原是古代波斯专管祭祀活动的氏族，即古波斯祭司。从公元一世纪开始，这个词便表示术士和占星家。还是教皇，在印度的、埃及的或罗曼式的建筑中，我们所能感觉到的除了宗教的存在以外，便再没有其他东西了。然而，在人民的建筑中却不是这个样子，它们没有那么庄严，反而都是一些富丽堂皇的气息。再来看看这些，腓尼基建筑没有一处不弥漫着神权的味道，希腊建筑则透露出一股共和政体的气息，而哥特式艺术则充满了浓郁的市民气息。
不可否认，神权时代的一切建筑物都是僵化的，它们不但不允许变化，而且一经确定便如同规则般被照抄照搬，甚至为了迁就它的宗教教义，它都不惜去妄自曲解人和自然界中的一些现象，因此，许多本来非常合理的事物到了它那里便成了不合理。神权时代唯一被认同的便是那些晦涩的天书，不但文字奇怪而且难以理解。不仅如此，只要是置身于神权制度范围内的事物，无论它们有多么的荒诞不经，也决不允许被更改，因为它们一旦被确立便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要去强求用任何其他形式的艺术去改变它，因为一切改变注定都是徒劳无功的，不会得到丝毫的认同。在这种建筑艺术中，教条以它那无上的权力主宰着一切，那种深深刻在石头里的僵硬和墨守成规，如同活的化石一样。而另一种情况恰恰相反，那便是民众艺术。它们不但富于变化，而且还在奇特、灵活、轻巧的工艺中表现出了无穷的活力。从很大程度上说，它们不但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而且还表现出了对艺术美的倾注，甚至还不厌其烦地改进了自己的雕塑或阿拉伯式的装饰图案，因为是代表着平凡的世俗生活，所以它们还掺进了很多人性化的东西。可以这么说，这种建筑是容易被人们接受并理解的。那么，神权时代和封建时代的建筑之间究竟存在哪些区别呢？那便是上帝与凡人、抽象与具体、僵化与鲜活、象形与艺术的区别。
上面说了很多，假如我们抛开种种细节以及那些无所谓的问题，我们便可轻易地并异常清晰地看出，建筑艺术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到十五世纪，都是人类记载文明的主要方式。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候没有哪种思想不是通过这种方式表现的。只要属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不管是神权精神，还是人民精神，都被刻印在了石碑上或石头艺术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就是一种思想一旦兴起并繁荣起来，那么前人就有了让它流芳百世的欲望，就想让它以一种更持久的方式永远保存下来。无疑，建筑就成了他们选择的最好保留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很安全。试想一下，一把火或者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可以很轻易地摧毁记录某种思想的语言文字，却无法轻易地摧毁一块石头。恐怕只有在大的社会变革到来时，这种建筑作品才能被毁掉吧！尽管野蛮人曾经践踏过古罗马的大剧场，洪水也曾经淹没过古埃及的金字塔，但这种情况绝不会时常发生。
这种利用建筑记载某种思想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才发生了改变。因为人们在建筑艺术之外，又发明了另外一种更省力、更永久、更可靠的文字保存方式。它不像建筑艺术那样建造起来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它不仅简单方便，又用料节省，并且保存起来更加的稳妥。这个时候，建筑艺术非常知趣地让出了主角的位置，而古腾堡的铅字成为了一种更加受人欢迎的新技术。
毫无疑问，书籍将要毁灭建筑。
可以说，印刷术的发明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它使人类的表达方式焕然一新，并且它使得原有的古老笨拙的记录方式，发展成为另一种新型的、革新的记录形式，毫无疑问，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件极具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来，象征着智慧的那条蛇终于有了最后一次蜕变。
思想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容易传播了。因为有了印刷技术，它传播起来更具有扩散性，并且流传起来非但没有形体，还不易捕捉，不易破坏。而在建筑时代，思想的传播是需要借助固定位置、固定形体的，而现在思想的传播和保存却可以毫不费力地占据各个角落，甚至是天空。
这样一来，它就比以往的保存方式长久多了，并且一改以前僵硬的风格，以灵活多变的方式使某种思想永世长存。可以这样说，一个庞大固定的东西，不管它多么的无坚不摧，但也有可能成为残骸，而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且没有固定形体的东西，想必无论如何都无法被毁灭。打个比方：如果洪水来了，高达千丈的大山也许会被波涛无情地淹没，而翱翔在天空中的鸟儿却能活下来，哪怕洪水上面飘来一叶扁舟，鸟儿就能栖息在上面，然后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来观察洪水的起起落落。灾难过后诞生的新世界，刚一苏醒就会看见，曾被洪水淹没的时代的思想翱翔在广阔的天空。
只要人们能真正感受到这种新技术带来的便捷，并且认识到在利用这种新技术便利的同时，他们在外出时便会扔掉沉重的包袱，并且不再为乱七八糟的琐碎品伤脑筋，更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原来那种依靠建筑物为载体的思想表现形式。众所周知，一旦跟建筑艺术扯上关系，那就意味着只有在很长时间之后，这种表现形式才能呈现在人们眼前，并且需要借助成千上万吨石头、金属以及至少四五种其他门类的艺术。这样会大大耗费人力资源。假如和“表现思想的载体是书”这样一种形式做比较的话，毫无疑问，那种只要很少物力、财力、人力的方式便有了绝对的优势。而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任何一个聪明人、正常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既然印刷术如此简单便捷，那么原先笨重枯燥的建筑当然就要被淘汰。确实，我们能真切地感觉到：建筑潮流在逐渐没落，且它的生命力也日渐枯竭，而时代的发展也使得人们离建筑艺术越来越远。然而，在十五世纪，这种新老更替的事情并没有大面积地出现，因为那时印刷术才刚刚诞生，力量还不够强大，正从当时精力旺盛的建筑艺术中，汲取所剩不多的能量。但是，到了十六世纪，情况就大不同了。因为建筑艺术相比较印刷术而言，它的劣势越来越明显，它已经注定要被历史所淘汰，就算到不了这种地步，充其量也只能作为古典艺术的痕迹被保存下来。它从高卢的、欧洲的、土生土长的艺术，变成了希腊罗马式的，真的与假的混淆在一起，并且古今不分。这种颓败以一种叫做“文艺复兴”的形式呈现出来。不过，这种颓败却称得上堂而皇之、极为壮美。因为建筑艺术中的最后一抹余晖——古老的哥特式建筑，有时仍然会照射着拉丁式拱廊和戈林斯式柱廊戈林斯式柱廊：拉丁圆拱系罗马风格，戈林斯式柱系希腊风格，雨果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是混杂的堆砌。。
这可谓是一副绝美的夕阳西下残留余照的画卷。
不仅如此，此时的建筑艺术独霸世界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也不能统领整个艺术界了，也不再拥有主宰整个艺术领域的实力，更不能再对其他艺术发号施令了。而其他艺术形式，却因时而变，纷纷又都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艺术与艺术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明显。雕刻成了雕刻艺术，而绘画也成了绘画艺术，就连音乐也脱离了教堂走向了独立。这就好比一个原本庞大的帝国，在国王统治时期，凝聚力十足；一旦国王行将就木，各个势力便会分崩离析，各自徜徉而去。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各种艺术形式都有了各自独立的发展空间。于是乎，十六世纪便产生了无数的优秀艺术家，比如，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在艺术获得解放的同时，思想也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解放。比如，中世纪操控一切的宗教，现在已经被自己的异端首先搞得四分五裂。于是，到了十六世纪，宗教便再也统治不起来了。在印刷术诞生之前，宗教的分裂只不过是一种内在的变革，而印刷术诞生之后，却导致了宗教界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彻彻底底的革命。原因就是这种新型的传播方式会大大加强各种学说的力量。不管承认与否，印刷术都是马丁·路德的启示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时候，哥特式建筑那一抹最后的余晖也已经彻底消失，建筑艺术至此也完全成为一种回忆，它那昔日的辉煌也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威势走向没落，这一切都是因为印刷出来的书籍已经完全取代了原有的建筑。至此，建筑艺术消殒殆尽，变得毫无价值，一文不名。人们和其他艺术一起抛弃了它，对它没有丝毫留恋。最后，建筑艺术变成孤家寡人，它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工匠。于是，石匠成了雕刻家的继承人，而彩色玻璃的位置最后也被白色玻璃无情地占据。于是，建筑艺术更加没落了，不仅没有了鲜艳的色彩，就连最后一丝生机都即将消失。很显然，这种枯竭的生命体活下来的希望几乎为零。尽管它一息尚存，却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十六世纪的米开朗琪罗也许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一发善心就把万神庙堆砌在了巴特农神庙上，建造了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就是这个伟大的作品，为历史悠久的建筑艺术画上了最后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在米开朗琪罗之后，建筑艺术再也没有了像上次那样的好运气，再也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或任何艺术象征的垂青，于是，它又开始了那苟延残喘的生活。但是，它不能老是静止不动，总要起来活动活动。于是，照搬圣彼得教堂成了它唯一能做的事情。这不仅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更是一个可怜的选择。也正因为这样，圣彼得教堂便有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时代的翻版，比如，十七世纪的慈惠谷教堂、十八世纪的圣热纳维埃夫教堂、伦敦的圣彼得教堂、彼得堡的圣彼得教堂，就算是在巴黎，像这种类型的教堂就有好几座。毋庸置疑，这些翻版更像是一种伟大艺术行将就木之际，出现的回光返照和留下的遗嘱。
其实，就算我们不去如此细致地解开建筑艺术衰落的历史，但就凭十六到十八世纪的建筑风貌，我们也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它衰落的真实。从弗朗索瓦二世开始，建筑物就已经基本上没有造型可言，简直可以称得上只是单调枯燥的几何图案，更加谈不上美感了。可以这样说，美丽的艺术绘画被冰冷且毫无美感的几何线条取代，使得建筑物再也称不上是建筑物了，顶多算是一个多面体的立体图形。当然，建筑物也在竭尽全力改变这种情况，企图去遮盖这明显的缺点。于是，罗马式建筑风格和希腊式建筑风格被简单粗暴并且混乱的糅和在了一起。比如，亨利四世时代的石砌边角的房屋、王宫广场、储君广场，路易十三时代的教堂，路易十四时代的宫殿，路易十五时代的建筑都是这种混乱风格的建筑代表。这类建筑几乎完全没有美感，个个都是面目全非、僵硬死板和令人生厌。就这样，从弗朗索瓦二世到路易十五，建筑艺术就是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中逐渐走向了末路，而在悲惨的临终时还时不时地发出几声呻吟。
与建筑艺术就这样悲惨地死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刷术在这一时期却爆发了无尽的生机，它精力充沛，蓄势待发，昂头挺胸地向前迈着步伐。很显然，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于用书籍文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了。从十六世纪便和建筑艺术顽强作斗争的印刷术，至此才算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其实，十七世纪的印刷术就已经很有实力了，它不但派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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