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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reativeImpulse[1]
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写出《阿喀琉斯雕像》的前前后后,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既然都说这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它的诞生记想必所有要认真研习文学的人都会感兴趣。而且,如果文评人所言不虚,此书将不朽于世,那么接下来的叙述就不只是用来消遣片刻了,它会有一个更了不起的功能,就是在今后所撰写的当代文学史中,成为一个有趣的注脚。
这本书出版时的轰动当然是每个人都记得的。一连好几个月印刷机和装订工都没有闲下来,英美的出版商加班加点,也很难满足书店的需求。很快欧洲的所有语言都有《阿喀琉斯雕像》的译本了,近日还发布官方消息,说马上就能在日语和乌尔都语中读到它。不过,之前大西洋两岸的杂志上都已经连载过这部小说,据说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的经纪人从中为她谋取的稿酬只能用非同小可来形容。这本书也改编成了戏剧,在纽约演了整整一季;没有人怀疑它搬到伦敦的舞台上一定也是万人空巷。电影改编权也已经高价被抢走。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因为这本书挣到的钱(在文学圈里)有不少传言,很可能是夸大的,但毫无疑问此生再不用为经济状况担忧了。
一本书得到公众与评论界的一致推崇,并不多见,而作家之中是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完成这化圆为方[2]之事(如果我能这样形容的话),她自己一定分外得意。之前批评家对她也颇有些欣赏之词(说实在的,那些话她已经觉得是理所应当了),但公众不知为何对她的作品向来冷淡。每次她有作品出版,都是薄薄一小册,印刷精美,白色的麻布面精装,报纸常用一整栏的篇幅盛赞又是一部杰作,在历史悠久的俱乐部里,还可以在它们少人问津的图书馆中找出那些书评周刊,用整页的长文推举她的新作。所有的读书人都会读它,赞扬它,只是读书人似乎都不买书,所以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的销量一直惨淡。一个想象如此细腻、文笔如此精雅的作者,却为无知的大众所忽略,长久以来都让人难堪。在美国简直就没有人知道她:虽然卡尔·范维钦先生[3]写过两篇文章痛斥公众的愚钝,但公众对于这位英国女作家依然无动于衷。她的经纪人极为欣赏她的才华,威胁某个美国出版商如果不买下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的两部作品,就拒绝授权另外几本他特别想要的书(自然都是廉价的垃圾),于是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的作品很快出版了。媒体对她的评价很高,说明美国最出色的头脑是能感知她的才华的;但等到要给那位出版商推荐第三本书的时候,他告诉经纪人(用出版界那种粗鄙的方式):要是有这闲钱,宁可去买合成酒[4]。
《阿喀琉斯雕像》畅销之后,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之前的作品也得以重新出版(卡尔·范维钦先生又写了一篇文章,指出自己整整十五年前就提醒读者们,要留意这个作家非凡的才华,遗憾的语气中带着自豪),因为宣传力度极大,有文化的读者很难再错过它们。所以我在此处描述这些作品恐怕没有必要,而且卡尔·范维钦先生的精湛评论在前,我再写难免嚼之无味。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的写作起步很早。第一部作品(一卷挽诗集)问世之时,她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女;在那之后,她每隔两三年才会出一本诗歌或散文,因为她对自己的文字看得极重,所以下笔从不仓促。写作《阿喀琉斯雕像》之时,她已经到了五十七岁这个体面的年纪,很容易推断出她的作品数量是非常可观的。她已经留给世界半打的诗集,都用拉丁文做书名,像《幸福》《和平之海》和《三重铜甲》,[5]都是些偏于沉重的诗作,因为她的缪斯不愿翩翩起舞,只愿踏出大致更庄严一些的步点。她依然忠诚于“挽歌”,“十四行诗”上也花了很多心思,但她最可称道的功绩是重振了“颂歌”这一个被当代诗人忽略的体裁。谁都可以笃定地说一句:她的那首《总统法利埃[6]颂歌》在今后所有的英文诗选中都该有一席之地。那首诗的动人,不仅在于韵律深沉、高贵,而且它描绘法兰西大地的胜景也让人沉醉。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写卢瓦尔河谷[7],写其中倍雷[8]的记忆;她写沙特尔[9]和那里教堂中珠光宝气的窗户;写阳光扫过普罗旺斯。要是想到她去法国最南只到过布伦[10],那些诗句中的动情之处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那是她婚后不久从马盖特[11]坐短途游轮去的。身体上她遭受了极度的晕船之苦,而心智上所受的羞辱则是发现这个海滨度假胜地的本地居民都听不懂她流畅而地道的法语,所以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决定再也不要经受这样狼狈而不快的体验。此后,离海水之类包藏祸心的自然元素她就敬而远之了,虽然在《和平之海》几段庄重而温柔的诗篇里,她还是将它们好好地歌颂了一番。
《伍德罗·威尔逊[12]颂歌》之中也有不少笔力精湛的段落,很遗憾,虽然这个人物的可敬之处自不待言,但女诗人对他的感触有了一些变化,决定不再重印这首诗了。不过在我看来,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最了不起的创作一定还是她的散文。她那几卷文集里写过苏塞克斯郡的秋天、维多利亚女王、死亡、诺福克郡的春天、乔治王时代的建筑、佳吉列夫先生[13]、但丁,每篇都很简练,但都有精心安排、无可挑剔的构思和脉络。她还写专著阐释十七世纪的耶稣会建筑,从文学角度审视百年战争,既学渊五车,又才思轻盈。正是这些散文作品为她赢得了一群“少而精”(这是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自己的说法,她遣词造句的天才可见一斑)的忠实拥趸,而这些崇拜者认定她是这个世纪英文世界里最了不起的语言大师。她承认自己出众的地方就是她的文风,既浑厚又生动,既精巧又雄辩;而且只有在散文中,她才得以展示那种含蓄又美妙的幽默,每每让读者难以抵御。她的幽默不是想法上的幽默,甚至也不是文字上的幽默;那些都太粗糙了,她的幽默是标点的幽默:在灵光一闪之间她发现了分号有喜剧的无限可能,而且她运用起来更是花样百出、精妙绝伦。如果你是一个有文化和幽默感的人,见到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笔下的分号,倒也不会像钻进马轭里那样张牙咧嘴[14],而是会心一笑,而且文化越高,笑得越会心。她的朋友说,任何其他形式的幽默都因此显得粗鄙和浮夸了。也有几个作家想要模仿她,但都无功而返。不管你怎么看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至少都会承认她把分号中每一盎司的幽默都榨取出来了,而在这方面没有人可与她同日而语。
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住在大理石拱门[15]附近的一所公寓,地段既佳,房租也不甚昂贵。朝街有一个漂亮的会客厅,宽敞的卧室是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自己用的,往里一直走是餐厅,有些暗,而在厨房旁边则是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先生的狭小的卧房,不过房租倒是他来出的。正是在那间漂亮的会客厅里,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每周二下午会招待她的朋友。这是一所极为简单朴素的公寓。墙纸是威廉·莫里斯[16]本人设计的,上面挂着简单的黑色画框,里面装的美柔汀[17]版画都是在这种画还没有变贵的时候收集的。家具多出自齐彭代尔时期,只有那个卷盖式书桌隐约是路易十六的风格。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作的。每位初次来访的客人都会被告知这一点,他则十有八九要心潮澎湃地凝视那张桌子。地毯很厚,灯光也很黯淡。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会坐在一张红色织锦包面的直背扶手椅中,这椅子本身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但因为它是这屋里唯一一张坐着舒服的椅子,就不但让她与客人显得不同,更像是凌驾于他们之上。看茶的是一位年龄不好判断的女士,从不说话,平平无奇,主人从来没介绍过她,只知道在这位女士心中,能让夫人免去倒茶之类的烦人杂务是她的光荣。这样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就能全神贯注地聊天了——必须承认,她在这方面的才能是不凡的。这些谈话倒也算不上生机勃勃;而且因为口头表达标点符号不太容易,对某些人来说或许欠缺点幽默,但它们涵盖很多话题,言之有物,寓教于乐。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对于社会科学、法学和神学都非常熟悉。她阅读量很大,记性也好,能顺口引出漂亮的句子,就再也不用临时想聪明话了;而且三十年来她跟不少伟人可说是相交甚笃,积累了不少有趣的轶事,而她选择讲述的时机也很得体,纵然有重复也在可以体谅的范围之内。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有一项才华是能吸引到各种各样的宾客,所以在她的会客厅里极有可能同时见到前首相、报纸的老板,和一流大国的使节。我始终揣测这些大人物到这里是为了接近放荡不羁的文化圈,而此处的文化圈又不羁得很干净,不用担心会沾上尘土。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极为关心政治,我亲耳听到一个议员很诚恳地对她说,她的思维是男性化的。她之前反对为妇女争取投票权的运动,但后来女性得了这项权利,她有了想进议会的心思,可难就难在她弄不清自己该选哪个政党。
“毕竟,”她会调皮地耸一耸她那略嫌宽厚的肩膀,说道,“我不可能组一个只有我一个人的政党。”
跟很多一本正经爱国的人一样,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她悬置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过最近她明确地倒向了工党,认定国家的未来只能寄托在他们身上,要是谁能给她提供一个安全席位,她觉得自己应该会毫不犹豫地从政,为受压迫的劳苦大众而奔走呼喊。
她的客厅向来为外国人敞开,她欢迎捷克斯洛伐克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只要他们是重要的人物;她也欢迎美国人,甚至可以是默默无闻的那种。但她不是个只看出身贵贱的人,在她的客人中你很少会见到什么公爵,除非是某公爵有特别正派而深刻的心智,而女贵族除了有自己的高贵身份,还需要携带一些社交场上让人诟病的经历作为通行证,比如离过婚,写过小说,或伪造过支票,这些事会引发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这个天主教徒的同情心。她不怎么喜欢画家,他们大多腼腆,不爱说话;音乐家她也没什么兴趣,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表演——有名的音乐家经常是不肯表演的,而音乐对谈话始终是个妨碍——要是想听音乐就去音乐会好了;她自己喜欢的音乐更高妙一些,那就是灵魂的歌声。不过她款待作家的热情始终如一,尤其是对那些有潜质或不为人知的作家。她善于发现刚冒头的青年才俊;那些隔三差五会跟她用下午茶的著名作家,刚起步的时候基本都得到过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的鼓励和指引。她自己的地位太稳固了,不可能再去羡慕别的人,而她也太常听到别人称自己为天才,即使别的作家靠才华获得了一些她没有得到的物质上的富足,她也不会生出一丝妒忌。
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相信后世会有公正的评判,于是就能大方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有了这些因素,也难怪她能营造出这样的氛围,让她野蛮的国民第一次如此接近十八世纪的法国沙龙。收到她“星期二来吃点东西、喝口茶”的邀请,没有几个人不感到无比的荣幸,当你坐在那张齐彭代尔的椅子上,坐在那个昏沉和清苦的客厅里,你只会感觉自己经历着正在发生的文学史。美国大使曾这样对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说道:
“跟你喝上一杯茶,福里斯特夫人,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就是智识上最丰厚的享受了。”
有时候那样的聚会的确有一点点让人承受不起。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的品位太完美了,她的钦佩从来不会错,她的赞赏也一贯允当,你会因此觉得呼吸困难。我自己常常要喝一两杯鸡尾酒壮胆,才敢深入她那氛围崇高的聚会。有一个下午,我差点就永远被取消了资格——对开门的女仆我本该说的是“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在家吗”?但脱口而出的那句话成了“今天有礼拜吗”?
当然这只是无心之语,但不幸的是女仆咯咯笑了起来,而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最忠实的崇拜者之一艾伦·汉娜维正好在门廊里脱她的高筒橡皮套鞋。我进客厅之前,她就把我那句话告诉了女主人;见到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时,她一双鹰眼死死盯住了我。
“你为什么问今天有没有礼拜?”她问道。
我的解释是我刚刚在想别的事情,但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的目光只能形容为让我无所遁形。
“你是不是在暗示我的派对……”她在找一个合适的词,“像圣礼?”
我没听懂她的意思,但在这么多聪明的宾客面前不愿显现自己的无知,于是决定往嘴上抹蜂蜜。
“您的聚会跟你本人一样,亲爱的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美得无可挑剔,如同上天的恩赐。”
阿尔伯特·福里斯特夫人魁梧的身躯颤了一颤,就像一个人进了一间装满风信子的房间,醉人的香气差点把他熏倒。不过她放了我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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