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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第8/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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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财多达几万钱。然而，他的家人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一定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不能忘利。他家在各地租赁、放债以及做买卖。因为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不少人舍弃儒学而一心求富，都是受了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民风是鄙视奴仆，而刀间这个人却偏偏重视奴仆。人们将凶恶狡猾的奴仆视为祸害，唯有刀间收留、任用他们，让他们在渔盐商业上追逐利益，或让他们乘坐成群结队的车马，去与地方官员结交，并且更为信任他们。刀间终于在他们的帮助下，拥有数千万钱的财富。因此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官，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通过豪奴致富而又能让他们为他鞠躬尽瘁。
周地的百姓原本就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运输货物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在各诸侯国间往来，无处不到。洛阳地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位置，穷人在富人家学做生意，常将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作为优势而相互夸耀，多次路过家乡也不进家门。因为师史能筹划任用这种人，所以能拥有七千万钱的财富。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官吏。秦朝败亡的时候，豪杰们全在争着抢金银珠宝，而只有任氏用地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相持，农民无法种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靠卖谷发了大财，豪杰们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了任氏，任氏因此而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比谁更奢侈，而任氏却崇尚节俭，致力于种田畜牧。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田地和牲畜，任氏却专门买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非常富有。但任氏的家规是，非自家种田养畜而来的物品不吃、不穿，没有做完公事就不得饮酒吃肉。以此为乡里做出表率，所以他很富有，而皇上也很尊重他。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获得马千匹，牛二千头，还有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叛乱的时候，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随军出征，需要借贷有利息的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未知，没有人愿意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其利息是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叛乱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比本金多十倍的利息，因此财力可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关中地区的富豪，大都是田姓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极为庞大。
以上都是些赫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这些人都不是靠着爵位俸禄收入或是靠着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致富的，全是靠推断事理，懂得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而赢利，以经营工商末业而致富，靠购置田产务农而守财，以各种强效的手段夺取一切资源，并用法律政令等方式将其维持下去，其变化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值得记述。至于那些致力于农、畜、工、虞或商的人，凭着权势和金钱而成为富人，大者能压倒一郡，中者能压倒一县，小者能压倒一乡，这样的事情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简朴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变成富人还必须能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拙的手艺，而郅氏靠着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着它富到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本是一个浅薄的事，而张里靠着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因为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可见，致富并没有固定的行业，而财物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事的人能够聚集财富，没本事的人则会破败家财。千金之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亿万富翁便能与国君一样享乐。这就是所谓的“素封”者吗？难道不是吗？
太史公自序
过去颛顼统治天下的时候，让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主管地理。唐虞统治之时，让重、黎的后代继续职掌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因此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统治时期，程伯休甫便是他们的后裔。周宣王的时候，重黎氏因失去掌管天文地理的职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职掌周史。周惠王与周襄王统治期间，司马氏离开周都，去了晋国。后来，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往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之后，司马氏族人分散各地，有在卫国的，有在赵国的，有在秦国的。在卫国的一支中，有人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一支中，有人以传授剑术而名声显扬于世，蒯聩就是这一支的后代。在秦国的一支有叫司马错的，曾与张仪争论国事，于是秦惠王派他率兵攻打蜀国，攻取蜀国后，就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侍奉武安君白起。少梁当时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在长平的士兵，回国后他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在杜邮，葬于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铁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的时代。蒯聩的玄孙司马卬，曾做过武安君的部将，并率军攻占朝歌。诸侯分封为王的时候，司马卬被项羽封为殷王。汉王刘邦攻打项羽之际，司马卬归降汉王，汉朝廷将殷地改置为河内郡。司马昌的儿子是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的市长。司马无泽的儿子是司马喜，司马喜担任五大夫，他们死后都葬在高门。司马喜的儿子是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拜唐都为师学习天文，拜杨何为师学习《易经》，拜黄子为师学习道家学说。太史公于建元至元封年间为官，他担心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固执谬论，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要义：《周易?系辞》中说：“天下人的追求相同，而具体的思虑却多种多样；实现的目标相同，而采取的手段却大相径庭。”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致力于如何治世，只是各家的说法不同，有明白的，也有的不明白的地方罢了。我曾私下研究过阴阳家的方术，发现它夸大吉凶祸福的预兆，有很多的禁忌避讳，使人感到拘束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四季运行顺序的论述，是不可丢弃的。儒家的学说广博但缺少纲领，劳力却很少有功效，因此该派的主张难以全部遵从；然而它所制定的君臣父子之礼，明确的夫妇长幼之别，是不可改变的。墨家学说俭啬而难以遵从，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照办，但它关于加强农业生产，节省财政支出的主张，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酷法却刻薄少恩，但它确定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感到拘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弄清了名与实的关系，是不能不认真考察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的规律，使万物得以自足。道家是依据阴阳家有关四季运行顺序的学说，吸收儒、墨两家的长处，撮取名、法两家的精要，随着时势转移而转移，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的风俗，处事立世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又容易把握，办事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同。他们将君主视为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而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随从。这样就使得君主劳苦而臣下却安逸。再说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和贪欲，不耍花招，将这些放在一边而用儒术治理天下。过于劳神就会精神衰竭，过度劳力就会身体疲惫，身心过于劳累，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存，那是不可能的事。
阴阳家觉得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宜、忌的规定，顺应规定就会昌盛，违背规定不死则亡。这未必是正确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感到拘束而多有所畏惧”。春季萌生、夏季成长、秋季收获、冬季储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法则，不顺应这个法则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因此说“四时运行的顺序是不能丢弃的”。
儒家以《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艺”为准则，而“六艺”的本文以及释传数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也不能弄通其中的学问，有生之年也无法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广博但缺少纲领，劳力却很少有功效”。至于制定了君臣父子之礼，明确了夫妇长幼之别，是哪一家都不能改变它的。
墨家亦崇尚尧舜之道，谈论到尧舜的品德行为时说：“堂口只有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级，用茅草搭房顶而不加修剪，采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土簋盛饭吃，用陶铏盛汤喝，吃的是粗饭，喝的是藜藿做的野菜汤。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裘。”墨家的人为死者送葬，只用一副只有三寸厚的桐木棺材，送葬者哭丧却不能过于哀痛。教给人民这样的丧礼，必定将此视作给万民做表率。假使天下人都照这么做，那就没有贵贱尊卑的区别了。时代不同了，时势变化了，人们的事业必定不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是加强农业生产，节省财政支出，这的确是使得人给家足的办法。这是墨家学说的长处，是哪一家都不能废弃它的。
法家不分亲疏远近，不别贵贱尊卑，凡事一律依照法令来决断，这样就把亲近亲属、尊敬长辈的伦理断绝了。这些手段可当作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能长期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少恩”。至于法家使主尊贵，使臣卑下，使上下职责明确，不得互相逾越的主张，是哪一家也不能更改它的。
名家苛细烦琐，纠缠不清，不识大体，使人不能反思其真实内容，一切取决于名称，却舍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感到拘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至于按照名称来考察实际内容，为求名实相符而对名与实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能不认真考察的。
道家主张“无为”，又说“无不为”，其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却难懂。其学说以虚无为根本，以顺应自然为原则。道家学说认为事物没有一成不变之势，没有固定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究万物的情理。不抢在物情之先，也不落在物情之后，所以能够当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要随着时势而定；有度而不恃度，要随着万物而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功业之所以不朽，就在于牢牢守着顺应时势变化的原则。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应自然是国君治国的总纲”。群臣就位，君主应让他们各尽其才。实与名相符者，叫做“端”；实与名不符者，叫做“窾”。不听信空话，就不会产生奸邪之事，也自然分得清贤与不肖，看得出黑与白。关键就在于运用了，只要肯运用，什么事都能办得成。这样就合乎大道的一派混混沌沌的境界。光耀天下，重又返归无名。举凡人之所以活着，是因为有精神，精神则寄托于形体之中。过于劳神就会精神衰竭，过度劳力就会身体疲惫，形、神脱离就会死亡。死了的人不能复生，是因为形、神脱离后便不能复合了，所以圣人重视这一点。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让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安定下来，却奢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怎么能做到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治理民间的事务。太史公有个儿子名叫司马迁。
司马迁在龙门出生，曾于黄河的北边、龙门山的南边过着耕田畜牧的生活。他十岁时便能诵读古文了。从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一带，登会稽山，探禹穴，观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于齐、鲁两地的都会讲学，考察孔子遗风，在邹县、峄山参加乡射之礼；在鄱、薛、彭城遭到困厄，路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这时司马迁出仕做郎中，奉命出使向西征讨巴蜀以南的地区，往南攻略邛、笮、昆明等地，之后回来向朝廷复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办汉朝的封禅大礼，而太史公此时滞留在洛阳，不能亲身参与整个过程，所以心中愤懑，发病将死。他的儿子司马迁正好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与父亲相见。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低声哭道：“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际便显功扬名，职掌天文。后世中道衰落，如今将会断绝在我手上吗？如果你能继续做太史，就接续了我们的祖业。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大礼，而我不偏偏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一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后，不要忘记我想要完成的著述啊。再说孝道是从奉养双亲开始，进而侍奉君主，最终落实在立身扬名。靠扬名后世来使父母显耀，这是最重要的孝道。天下人都称颂周公，说他能论述并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公、召公的风尚，表达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再推到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周族的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之后，王道衰败，礼乐衰微，孔子编辑整理了旧典籍，修复振兴了被破坏、被废弃的礼乐，论述《诗》、《书》，写《春秋》，学者至今都在效法他。自鲁哀公十四年有人捕获麒麟以来至今四百余年，诸侯国相互兼并，各国史书丢弃散尽。方今汉朝兴起，四海统一，明主、贤君、忠臣、为道义而死之士辈出，我身为太史都没有对这些人加以论评记载，废弃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深感惶恐，你可要记住啊！”司马迁低头流着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细论撰先人所整理的史料旧闻，不敢有缺漏。”
太史公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连缀汇集国家的藏书。司马迁任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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