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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折二调,尤非体矣”(凌氏解证)。这真是聪明一世,蒙懂一时。凌氏难道竟不知道元剧有一剧五折的么?有人说,《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为的是夹在“旦”唱的一卷或一本里,例以元剧每本必须“旦”或“末”独唱到底之惯规,故此套当然是“楔子”,而不能当作一折。但《西厢记》的体裁本来是元剧常例所范围不住的。《西厢记》在一折之中“末”、“旦”互唱之例甚多,这是元剧所未有的。更不用说是在一卷或一剧之中,未必皆是“旦”唱或“末”唱了。故惠明唱的《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夹在“旦”唱的一卷之中是毫不足异的,不必因此便说他是楔子。如《端正好》一套为楔子,则在第四卷及第五卷中,张生、莺莺、红娘皆各唱一折或二折,这些套曲,究竟这一套是楔子,那一套不是楔子呢?(关于《西厢记》为什么会和其他元剧的惯例不同的原因,我将在别一文里论之。)
凌氏为了要证明他所依据的周宪王的本子,确是古本,确是《西厢记》的本来面目,便在卷首引着《点鬼簿》的一项记载:
点鬼簿目录(与周宪王本合)
王实甫
张君瑞闹道场
崔莺莺夜听琴
张君瑞害相思
草桥店梦莺莺
关汉卿
张君瑞庆团圆
凌氏所引的《点鬼簿》,当然便是元钟嗣成的《录鬼簿》。但据我所知,许多本子的《录鬼簿》便从没有一本是具有象凌氏所引的那一项记载的。现在所能得到的《录鬼簿》,有:
一)明初贾仲明续补本(天一阁旧藏蓝格钞本)
二)孟称舜《柳枝集》附载本
三)《楝亭十二种》本
四)暖红室刻本(据尤贞起钞本刊行)
五)重订《曲苑》本
六)《王忠悫公遗书》本
没有一本是具有象凌氏所引的那样的一项记载的。在许多不同本子的《录鬼簿》里,只有这样的一条:
王实甫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至在关汉卿名下,则更无所谓“张君瑞庆团圆”的一个名目。照常理而论,一部《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也决不会分成五个名目而著录着的。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其篇幅较《西厢记》更长(凡六卷),却也不曾巧立名目,分别记载。且在元剧中同一名目而由二人写成二本者不在少数:
李文蔚
谢安东山高卧(赵公辅次本。盐咸韵)
赵公辅
晋谢安东山高卧(汴本)
武汉臣
虎牢关三战吕布(郑德辉次本)
郑德辉
虎牢关三战吕布(末旦头折。次本)
这是依据暖红室本的《录鬼簿》所举出的两个例,他们都不曾因为是“次本”便巧立名目。所以,凌氏所引的《点鬼簿》云云,又是令人十二分怀疑其真实性的。我相信,象凌氏所引云云的一部《点鬼簿》,世间是不会有的。
这样,凌氏又弄巧成拙,更不得不现出他的作伪的痕迹来了。
凌氏的周宪王本《西厢记》云云,其为伪托,大约是无可致疑的。不过凌氏对于恢复《西厢记》本来面目的努力,却是我们所应该致敬意的。他的这部努力要恢复《西厢记》原状的本子,在后来曾发生了很不少的影响。金圣叹本便是大体依据了凌本而分为五章的;毛西河本也是折衷于凌本而分为五本的(毛本是对于王伯良等本及凌本取折衷的态度,故分为五本二十折)。
凌氏所要恢复的《西厢记》本来面目,除了文字上的种种改正以外,最重要的便是:将历来分为二十折的《西厢记》,变成了五本,五本之后,各有题目正名。这样的一种《西厢记》,当然要较分为二十折或二十出的诸本更近于原来的面目。我们看吴昌龄《西游记》之六卷,刘东生《娇红记》之有上下二卷,则原本《西厢记》当也有分为五卷的可能。
再者凌氏所载的每本题目正名,也并不是没有来历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在分为二十折的徐文长本、王伯良本里亦有之。(陈眉公本及《六十种曲》本等则削去之)在二十折本《西厢记》里本来是不需要这种题目正名的。然而徐、王本竟有之,则可知他们的来历不是很近的了。
凌本于每本之后(除第五本外),各附有《络丝娘煞尾》一曲,例如,第一本之末:
〔络丝娘煞尾〕则为你闭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
这种《络丝娘煞尾》,王伯良本虽削去,他本则往往有之。《雍熙乐府》也有之。不过诸本皆无第一本之《络丝娘煞尾》(《雍熙乐府》本亦如此)。故我很疑心,第一本的《络丝娘煞尾》,难保不是凌氏补撰出来,俾可得到整齐划一的格局的。
四
就上文看来,我们已约略的可以知道王实甫《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了。总括起来说:
第一,原本《西厢记》当有分为五卷的可能,或竟不分卷,全部连写到底;
第二,假如分为五卷,每卷也当连写到底,并不分为若干折;
第三,原书在现在的本子(即凌本)的每本(除第五本外)之末,皆有题目正名;
第四,原书在现在的本子(即凌本)的每本(除第五本外)之末,皆有《络丝娘煞尾》。第一本之《络丝娘煞尾》当是脱落去的;
第五,第二卷之《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一套,当是很重要的正文的一部分(因为在王伯良、凌初成诸本里,其第二段的题目正名里,皆有莽和尚生杀心一句,可见其地位的重要),决非“楔子”。
第六,更有一点,为上文所未提及者,即《西厢记》的“宾白”的问题。是元剧的宾白,久成为一个讨论的中心。究竟《元曲选》、《元人杂剧选》、《古名家杂剧选》等等里记载的元剧,其“宾白”是否为元人的原作呢?我们观于《元刊杂剧三十种》里各剧之绝少“宾白”,颇致疑于《元曲选》宾白的真确性。特别在细读了其宾自之后,我们往往觉得“曲”“白”太不相称(曲太好,白太庸腐)。故时时有了“宾白”不出元人手笔之疑。——周宪王刊《诚斋乐府》,每剧标题之下,皆注出“全宾”。此可见当时刊剧,大约皆只刊出曲文,同时并刊“宾白”者实为绝罕见之事。故《诚斋乐府》不得不特为注出“全宾”二字,以示异于众。(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另有一文)《西厢记》的宾白,也与曲文很不相称。有的地方,简直是幼稚浅陋得可笑。(例不胜举,细读自知)——故我以为《西厢记》的宾白,大部分也当是后人的补撰。
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王实甫《西厢记》的本来面目,大约是这祥。
五
至于曲白的文字上的异同,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更非一时所能讨论得尽,且在没有得到比较“古”的一个本子之前,也没法进行比勘。
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一部比较近“古”的《西厢记》,仅只有这里从《雍熙乐府》辑出的一部《西厢记》。《雍熙乐府》刊于嘉靖辛卯(十年)。比现在所得任何种本子的《西厢记》,至少都要早到五十年以上(现在所见各本,大都刊于万历中叶以后)。最可靠的书本乃是最早的本子。这个原则,虽未必皆然,却也不甚与真理相远。我们如果不取这个本子和后来的诸本相对读,当可见出其优长之处,且也可以解决了不少文字上的彼此争执之点。
《雍熙乐府》的编者是武定侯郭勋,他是编刊《英烈传》、《水浒传》的人,未必不是一位善于笔削者。即在《雍熙乐府》里也曾发现过不少乱改的痕迹。(例如,关汉卿的一首咏杭州景的《南吕一枝花》,《雍熙乐府》将其中“大元朝”的“元”字改为“明”字,硬生生把这首很有关系的元初人之作,夺来作为明朝人的文字)故这部《西厢记》我们也未必相信其完全可靠,或完全与原本的面目无殊。不过我们在没有得到更早的一个本子之前,这一个本子总可算是最近于“古”的一部罢了。
这个本子有好几个很显著的好处。姑举其一。凌濛初本的第五本第四折(他本大率皆然),张生到崔府,见了红娘时,便唱出《庆东原》“那里有粪堆上长出连理枝……这厮坏了风俗,伤了时务”云云,底下便紧接着红娘唱:《乔木查》“妾前来拜复;……你那新夫人何处居?比俺姐姐是何如?”这有点不合情理。《雍熙乐府》本,则《庆东原》在《乔木查》之后,先叙红娘见张生埋怨了一顿,然后再提张生之怨愤,正是事理上情节所必然的步骤。
这恰是“古本”胜于“近本”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