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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三班,椒生所任的是管轮堂监督,大概前后有十年之久。周氏子弟因了他的关系进那学堂的共有四人,最早是诚房的鸣山,本名凤岐,由椒生为改作行芳,那时学校初办,社会上很看不起,水陆师学生更受轻视,以为是同当兵差不多,因此读书人觉得不值得拿真名字出去,随便改一个充数。鸣山大抵是考的分数不够,据他说是不幸分派在驾驶班,那边的监督蒋超英和椒生有意见,所以把他开除了。其次是伯升改名文治,于丁酉年入学,甲辰年毕业。得到“把总”的顶带,上兵船去练习,仕至联鲸军舰正管轮。鲁迅是戊戌春间进去的,名字也是椒生所改,但他觉得里边“乌烟瘴气”,于次年退学,改入陆师附设的矿路学堂,至辛丑冬毕业,壬寅派往日本留学。我是末了的一个,辛丑秋天才进去,后来因为眼睛近视,改派学土木工程,于丙午夏离开学校了。在校的末后两三年间,椒生已休职回家,总办是那位蒋超英,他的水手(这名称里不含恶意)与副官气的官僚作风在同学中虽然很被笑话,可是人并不坏,这是我和鸣山的意见全不相同的。
五五 监督
鲁迅本名樟寿,字豫山,本来是介孚公给取的,后来因为同窗开玩笑叫他作雨伞,告诉祖父要改号,乃改一字曰豫才,及往南京去时,椒生为易名树人,这与豫才的意义也拉得上,所以不再变换,虽然自己所喜欢的还是从张字出来的“弧孟”,又取索居之意号云“索士”或“索子”。那时候考学堂本不难,只要有人肯去无不欢迎,所以鲁迅的考入水师,本来并不靠什么情面,不过假如椒生不在那里,也未必老远的跑到南京去,饮水思源,他的功劳也不可埋没。鲁老太太因此对他很是感激,在戊戌后每逢他年假回家的时候,总预备一只炖鸡送去,再三谢他的好意。但是好意实在也就只能说到这里为止,此后如在他的监督治下做学生,即使在他仍是很好的意思,但在受者便不免要渐引起反感来了。他以举人知县候补,几次保举到四品衔即用直隶州知州,根本上是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信奉三纲主义,随带的相信道士教(如惠定宇就注过《太上感应篇》),他每天在吃早饭之前也要在净室去朗诵《感应篇》若干遍,那正是不足为奇的。对于学生,特别是我们因为是他招来的本家,他最怕去搞革命,用心来防止,最初是劝说,措词妙得很,说“从龙”成功了固然好,但失败的多,便很是危险。看见劝阻无效,进一步来妨碍以至破坏,鲁迅东京来信以及毫不相干的《浙江潮》等,屡次被扣留,日后好容易才要回来,最后索性暗地运动把我们开除。可是到那时候,他自己的时运已经不济了,运动不能发生效力。辛丑壬寅总办是方硕辅,满身大烟气的道学家与桐城派,其时他很得意。癸卯来了黎锦彝,免去他的监督,让他单教汉文,可是还嫌他旧,到了秋天他只得卷铺盖回去了。这时候专办洋务的施师爷大概已归道山,否则总督即使由刘坤一换了魏光焘,也总还是要请他帮忙,而他假如坐在制台衙门里,候补道也要敷衍他一点,那么椒生的位置是不会失掉的。可是这也只能对付一个短时期而已,甲乙之间蒋超英以前游击衔回来做总办,椒生在那时也总不能不走了。
五六 监督二
椒生回乡之后,因了他举人的头衔与办过学堂的资格,就得到一个位置,即是绍兴府学堂的监督。不知道是副监督还是什么名义呢,总之有一个副手,此人非别,乃是后来刺杀恩铭的徐锡麟。他那时是个贡生或是廪生,已经很是出名,暗地里同了陈子英在打算“造反”,表面上却看不出,只是主张新学,自己勤勉刻苦,虽然世间毁誉参半,总之这与平常人是有点不同的。大概是甲辰的秋天,我到府学堂去,看见在客堂上放着直径五尺的地球仪,是徐伯荪自己糊的,那时他在教操,残暑尚在,他叫学生阴处稍息,独自兀立在太阳下,身穿竹布大衫,足着皮鞋,光头拖下一条细辫,留着当时心存不轨的人所常有的那样小顶搭,鼻架铁边的近视眼镜。这样的一个人,单就外表来看也可以知道那是和椒生的一套全合不来的,椒生穿的是上面三分之二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湖色绸的“接衫”,袖子大而且长,俨然是荡湖船里的脚色,他的那背诵《左传》,做“颖考叔论”的功课,也不吃香,其走向碰壁正是难免的了,不久之后他又下了野,其原因不很明了,但徐伯荪似乎也不长久干下去,大抵在甲辰年往日本去一转之后,就以道员往安徽去候补,两年后就动手杀了恩铭,椒生还以为他早看出这个乱党,自己有先见之明呢。
这之后,他只在家里教几个学生,从新做起塾师来了。辛丑年底藕琴从陕西回家,义房的住屋重行分配,旧日玉田椒生所用部分都归了他,玉田妻媳移住后一进,伯文仲翔住在礼房偏东前后进屋内,利宾则搬在大门内的大书房里去了。椒生回来的时候,里边没有房子可住了,乃向诚房借用白板门内的“兰花间”,教书也就是在那里。他是以道学家自居的,可是到了晚年露出了马脚来,有一回因举动不谨,为老妈子所打,他的二儿媳从楼窗望见,大声说道,“打得好,打死这老昏虫!”这类的事情很多,暴露出士大夫的真相,也是有意思的事,但是因为顾惜笔墨与纸面,所以就径从节省了。
五七 轶事
椒生有两个儿子。次子仲翔是个秀才,人颇机警,戊戌以后附和维新,与鲁迅很谈得来,有如朋友,清末在箔业小学教书,至民国八年时还在那里。长子伯文性稍暴烈,目睛突出,浑名曰“金鱼”,当初和鲁迅也常往来,因为能仿写颜欧体字,故常请其题署,曾买得书贾以龙威秘书等板杂凑而成的丛书一部,名“艺苑捃华”,内有汉武外传,南方草木疏,以至《丽体金膏》,共二十四册,一一请其为写书面,又戊戌冬椿寿病故,其墓碑“亡弟荫轩处士之墓”八字,也是他所写的。他的故事很不少,最初是在乡间人家坐馆,因为责罚学生,用竹枝打后,再用盐擦,被东家解雇,这与子京的门缝里夹耳朵可称双绝,平心说起来,广思堂的私塾也还要文明得多了。其次是己亥年院试,仲翔以四十名入学,伯文落第,他乃大怒,拔院子里的小桂花树出气,自己卧地用尽力气,终于把它连根拔起。人家劝慰他,答道:“我并不是为了兄弟进学而生气,气的乃是我隔壁的一号入了选。”考试用弥封,院试揭晓初用字号,及复试后乃正式发表名字,他这里将考试与彩票摇彩一样看待,虽然说场中莫论文,却总被人说作笑话了。椒生晚年胡闹,儿子们很是狼狈,仲翔偶然走进去,看他正在写字,以为是什么正经文字,近前一看乃是在写凭票付洋若干,将来向儿子们好来要的债票,好在他重听不知道,仲翔便又偷偷的走了出来。有一天,诚房的子传太太走过,看见兰花间门口竖放着一条长板凳,问这是怎么的,谁也不知道,便移开完事。后来伯文私下告诉人,那是他装的“弶”,让老昏虫碰着摔一个跟斗,就此送了老命。他虽是不第文童,可是他不赞成改革,痛恨革命党,对于兴房以后就很不好,虽然他们进学堂原先都是因了椒生的线索去的。辛亥冬天杭州已经光复,乡下谣言很多,伯文正上大街,忽然听传说革命党进城了,他立即双腿发软,再也站不起来,经旁人半扶半抬的把他弄回家来,自此以后虽是革命党并不来为难他,却是威风完全失尽,没有什么奇事可说,至癸丑年遂去世了。
五八 墓碑
上文讲到椿寿的墓碑,所以连带的说下去。椿寿小名曰春,荫轩的号也是介孚公给取的。他死时才六岁,但那碑的格式却颇阔气,下署兄樟寿立,那时鲁迅正从南京告假回家,大概是十月中到家,查旧日记这月份缺少,只记十一月初六日县考,周氏去者数人,鲁迅在内,初七日椿寿病重,初八日辰时身故,十一日鲁迅往南京。廿九日县考出大案,凡十一图,鲁迅三图三七,仲翔头图廿四,伯文四图十九,案首为马福田,即马一浮是也。椿寿葬在南门外龟山,相去不远还有一座小坟,坟前立片石,上题“亡女端姑之墓”,下款是伯宜,但下文看不清楚了。龟山那里临河有一个废庙或庵的遗址,除门口两间住着看守人之外,其余都改作为殡屋,兴房也有一间,伯宜公的生母孙夫人的灵柩就停放在那里,大抵是为了这个缘故,伯宜公所以把他的亡女去葬在殡屋背后的空地上的吧。丙申年伯宜公去世,也殡在那里别一间屋里,和寿颐的父亲桂轩在一起,他们生前原颇要好,常是一处吃酒的。隔了一年,椿寿也被送往龟山,不能像大人那么停放,所以也就埋葬了,那里有点是丛冢性质,端姑的近旁没有地方了,就离开有一二十步的光景。在逍遥溇地方买有本家不用的寿坟三穴,蒋老太太去世后,就给介孚公和两位祖母下了葬,到了民八即一九一九年举家北迁的时候,添做了一穴给伯宜公用,葬在龟山的端姑和椿寿也都迁去附葬在那里了。这迁葬的事是鲁迅亲自经手的,后来在《彷徨》的《在酒楼上》一篇小说里,借了吕纬甫的口里来说过一个大略。那因为是小说,所以说小兄弟是三岁上死的,虽然实在乃是六岁,至于说坟里“什么也没有”了,那自然是事实。当初埋葬是我经办的,在寒风中看着泥水作庆福用砖铺地,放上棺木,再拿砖砌成墓穴,叫作“等棺打”,这情形一直记忆着,直至听到什么也没有的话以后,才算消了这个块垒。小妹妹比小兄弟的死要早十年,而且那时也还不到一周岁,虽然文中不曾说及,其完全复归于土当更是没有问题的了。
五九 讲西游记
义房的事情还有一部分没有讲到,现在来补说一下。义房第十二世亲兄弟共有九个,但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后来只有四位罢了,末了的一个便是“九老爷”,号叫藕琴,这二字不知是什么意思,大概或者是后来改的同音字吧。他从小在外边,大约是做幕友,却也不知道是刑名还是钱谷,只听说他向来在陕西韩城一带做事,到了辛丑壬寅之交就退休回乡,以后一直不再出门了。他的夫人是陕西人,他的一子一女,子号曰冠五,在陕西生长,连他自己都是陕西话,虽然他的自然不很道地,近于蓝青官话,但在乡下听起来总是“拗声”了。他回家已是在二十世纪,所以在我们百草园的老话中间,不讲到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他的轶事有一说的价值,这一节说是有点破例也罢。
他从陕西回家的时候,介孚公也于大半年前从杭州回来了,至甲辰年介孚公去世为止,他们老兄弟有过三年盘桓,可是说也奇怪,这对于他好像是一桩苦事似的。介孚公平日常站在大堂前,和诚房的人聊天,里三房的人出入,经过那里,也拉作谈话的对手,因为介孚公喜欢批评人,大家都不大高兴听,这本是一般的实情。但藕琴是特别害怕,有时候要上大街去,不敢贸然出来,必须先叫冠五去一看,假如介孚公站在堂前,他的出行是只可无条件的延期了。他怕的是什么呢?介孚公也并不怎么的麻烦他,一看见就同他谈《西游记》,特别是猪八戒的故事,即使他推说有事要急走,也不肯听,总要留住他讲几句的。介孚公的确喜欢《西游记》,平常主张小孩应该看小说,可以把他文理弄通,再读别的经书就容易了,而小说中则又以《西游记》为最适宜。他爱讲孙行者败逃,化成破庙,尾巴没法安排,变作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门,立即被敌人看破,以为全是小孩想头,写得很好,这个我也同意。但不知对藕琴讲的是些什么,或是用意何在呢?我们在百草园里破例记这件事,实在却也已经是老话了,上边说过的义房诸人现今只有冠五健在,多少知道这事的大概也就只是他了吧。
六〇 伯升
介孚公身边的亲人,如他在日记信札上所称,是潘姨与升儿,因为他对家人有时过刻,所以大家对于他们或者未免有些不满,其实也并不一定,平心说起来,有的本来不坏,有的也是难怪的。伯升生于光绪壬午,生母章姨太太是湖北人,早年去世,他从五六岁(?)的时候归潘姨太太管领,可是他并不是她的一系,回家以后对于嫡母及兄嫂很有礼貌,一直没有改变。他于癸巳年同我在厅房里从伯文读书,乙未在三味书屋,丙申随潘姨太太往杭州,丁酉进了南京水师学堂,甲辰毕业,以后一直在船上,至民国七年戊午殁于上海,年三十七。他小时候在北京,生活大抵不差,后来却很能吃苦,平常总是笑嘻嘻的,这很是难得。但是他有一种北京脾气,便是爱看戏,在南京时有一个时期几乎入了迷,每星期日非从城北走到城南去一看粉菊花(男性)的戏不可。椒生正做着监督,伯升从他玻璃窗下偷偷走过,他本来近视也看不见,但是伯升穿着红皮底响鞋,愈是小心也就愈响得厉害,监督听到吱吱的响声,也不举起头来,只高叫一声道“阿升!”他就只好愕然站住,回步走到监督房里去,这一天已是去不成了。有时椒生苦心的羁縻他,星期六晚同他预约,明早到他那里吃特别什么点心,伯升唯唯,至期不到,监督往宿舍去找,只见帐门垂着,床前放着一双布马靴,显得还在高卧,及至进去一看,却已金蝉蜕壳,大概已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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