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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回了青春。我在他面前又成了个女孩,可以依靠他,知道他永远会保护我。”
“他似乎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慢慢说道,“他应该会很有前途吧。当初我遇到他时,在那个岗位上他算是特别年轻了。现在也才二十九,是不是?”
她温柔地笑了笑,很明白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对他隐瞒我的年龄。他说这无关紧要。”
我知道她说的是实情。玛杰丽这样的女人是不会在年龄上撒谎的,在向莫顿说真话的时候,她会感到一种强烈的愉悦。
“你今年多大?”
“四十四。”
“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我已经写信给盖里,告诉他我已经离开了查理。只要收到回信我就会去那里陪他。”
我惊呆了。
“你知道吗,他住的地方是一个很原始的小殖民地。我怕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份很尴尬。”
“他之前让我保证,只要我觉得他走了之后过不下去,就要去找他。”
“你觉得这样明智吗,听信一个恋爱中的年轻人?”
那个美好非常的欣喜表情又浮现在她脸上。
“如果那个年轻人正好是盖里,那就是明智的。”
我的心沉下去了,缄默了片刻。然后我把盖里·莫顿修路的事情告诉她,加了些戏剧效果,我想这个故事我讲得还是很打动人的。
“你干吗跟我讲这些事?”结束之后她问道。
“我觉得这些事很有意思啊。”
她微笑着摇了摇头。
“不是的,你是想让我明白,他还很年轻,很有热情,工作起来太投入了,没有空浪费在其他心思上。但我不会干扰他的工作的。你没有我了解他。他真是个浪漫种子。盖里把自己看做一个开拓者,觉得自己正在为开辟一个新的国家出力,我也被他的激动之情感染了。这个想法的确是美妙的,不是吗?让这里的生活相较之下显得如此乏味和平庸。当然了,生活在那里有时会非常孤单,有人陪伴总是好,即使是一个中年女子或许也聊胜于无吧。”
“你会提出要跟他结婚吗?”我问。
“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他。他不愿意的事情我一样也不会做。”
她的话是如此纯粹,那种臣服之中有些如此感人的东西,让我在她出门时已经不再讨厌她了。当然我还是觉得她很笨,可谁要是总为了人类会犯傻而生气,那他岂非长年怒火中烧?我觉得事情都会回到正轨的。她说盖里是个浪漫的人。的确,他很浪漫;可是在这个营营役役的世界里,有些胡扯的浪漫派之所以得逞,是因为他们心底对现实看得一清二楚——把他们如云似雾般的浮夸辞藻信以为真,那就是傻子了。英国人是浪漫的,这也是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说他们虚伪;他们不虚伪——英国人发自内心地朝着天国进发,但道路艰难曲折,路边有只赚不赔的投资机会,那加以利用也是有道理的。英国人的灵魂,和威灵顿的军队一样,只有吃饱了才能打仗。[11]我想盖里收到信之后的那一刻钟会有些烦恼吧。这件事我并没有什么厚此薄彼的立场,只是好奇他会如何让自己脱身。我想玛杰丽会伤心失望的;要那样的话,对她也没有什么坏处,然后她会回到丈夫身边,我一点也不怀疑他们两人受了这番磨砺,接下来会平和、安静、幸福地度过余生。
后来的事情并非如此。我一连好几天实在没有空档可以安排给查理·毕晓普,不过写了封信给他,请他下周的某晚一起吃饭。我提出吃完再去看场戏,虽然心里有些疑虑;因为我知道查理最近酒瘾很大,而喝醉了之后他管不住自己的嘴。我们约好了在俱乐部碰面,七点吃饭,因为要看的戏八点一刻开始。我到了。等着。查理没有来。我打电话到他的公寓,但无人接听,以为他在来的路上。我讨厌看戏错过开头,所以就烦躁地候在门厅里,想等查理一来就直接去楼上餐厅。为了节省时间我还点好了菜。时钟指向七点半,然后是八点缺一刻;我想不出什么理由要继续等他,就上楼一个人吃了饭。他没有出现。我让餐厅打了个电话给马什家,很快一个服务生告诉我已经接通了比尔·马什。
“问一声,你有查理·毕晓普的消息吗?”我说。“我们今天约好了一起吃饭和看戏的,但他没有出现。”
“他今天下午死了。”
“什么?”
我着实被吓了一跳,两三个听到这声惊呼的人抬头看了我一眼。餐厅里已经坐满了,服务生穿梭忙碌。电话是在收款台上,一个负责酒水的服务员端着托盘走过来,给了收款员一张账单,托盘上有一瓶豪客海沫白葡萄酒和两只高脚杯。胖胖的引路员领着两个人去他们的餐桌,挤了我一下。
“你现在在哪里?”比尔问。
他应该是听到了我周围的喧闹声。我回答了之后,他问我是否可以用完餐去一趟他们家,珍妮特有话要跟我说。
“我现在就来。”我说。
去的时候珍妮特和比尔都在会客厅里。比尔在读报纸,珍妮特在玩接龙。侍女领我进去的时候,她飞快地迎上来,脚步轻捷、无声,微微弓着背,像是一个跟踪猎物的豹子。我一眼就看出这是珍妮特发挥的时候。她朝我伸出手,把脸转向一边,不让我看到快要溢出眼眶的泪水。她的声音低沉,满是悲情。
“我把玛杰丽接到这里来了,让她上床休息,医生还给了她镇静药。她已经什么气力都没有了。太可怕了是吧?”她发出了一种介于惊呼和抽泣之间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总发生在我身上。”
毕晓普家从来没有招过仆人,但有个清洁女工每天早上会来,收拾早餐桌,打扫屋子。她配了一把钥匙,那天早上也和往常一样自己进屋,清扫完了客厅。自从妻子走了之后,查理的作息就很不规律,所以现在还在睡觉清洁女工并不奇怪。但她知道查理总是要去上班的,又过了一段时间去卧室敲了敲门。没有人回应,但好像听得见查理的呻吟。她轻轻把门打开,看到查理仰面躺在床上,呼吸时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他没有醒。清洁女工喊了他几声。查理的样子让她有些害怕。她去了同一楼层上的另一个公寓,那里住着一个记者。清洁女工按响门铃的时候他还在睡觉,穿着睡衣开了门。
“抱歉,先生,”她说,“你能不能过来瞧一眼我那位先生。我觉得他不对劲。”
那个记者走过楼梯平台,进了查理的公寓。床边有个佛罗拿[12]的瓶子空了。
“我觉得你最好找个警察来。”他说。
一个警察来了之后,打电话到警局叫了一辆救护车。他们把查理送到了查令十字医院。他再没有醒过来。最后时刻玛杰丽陪伴着他。
“当然他们会调查死因,”珍妮特说,“但怎么回事很明显了。他过去三四周一直失眠严重,应该就在用佛罗拿助眠。昨天一定是不小心服用过量了。”
“玛杰丽也这么想吗?”我问。
“她太难过了,什么也想不了,可我跟她说了,查理一定不是自杀。我就觉得,他不是那种人啊,对不对,比尔?”
“你说得对,亲爱的。”他回答。
“他有没有留什么信?”
“没有,什么都没有。奇怪的是今天早上玛杰丽收到过他的一封信,怎么说呢,也不能算是一封信,就一句话而已。‘没有你我太寂寞了,亲爱的。’就这样。可那自然说明不了什么,而且她也答应了警方来调查的时候不提这件事。我的意思是说,又何必让别人瞎想呢?所有人都明白佛罗拿这东西不好说的,我自己就绝不会碰这玩意儿,而且那很明显是个意外,对吧,比尔?”
“你说得对,亲爱的。”他回答。
我看得出来,珍妮特是一门心思要相信查理·毕晓普不是自杀的,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到底能信几分,我对女性心理学研究不足,还不好判断。当然有可能她是对的。一个中年科学家就因为自己的中年妻子离开而轻生,说不过去;而他因为失眠而恼火,外加很可能喝醉了酒,自己也没意识到服用了多少安眠药,这道理很说得通。至少验尸官也持这个观点。他听到的说法是最近查尔斯·毕晓普脾气愈发暴躁,逼得妻子离开了他,很明显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他绝不会想到的事情。验尸官向死者的遗孀表示同情,非常严肃地评述了安眠药的危险性。
我讨厌葬礼,但珍妮特反复求我一定要去。几个查理在医院的同事透露过想要参加,但尊重玛杰丽的意愿,他们没有来;所以葬礼上只有珍妮特、比尔、玛杰丽和我四人。我们要从太平间送灵车去墓地,他们提议可以半路带上我。我一直留意着外面,看到车来就下楼了,可比尔从车里出来,没等我走出门就进来了。
“先等一下,”他说,“就几句话先问问你。结束之后珍妮特想请你来喝茶。她说让玛杰丽一人自哀自伤总不好,用完下午茶我们再打几局桥牌。你能来吗?”
“穿成这样?”我问。
我身上是燕尾服、黑领带和夜礼服的裤子。
“啊,没事的,帮玛杰丽散散心。”
“那行吧。”
可桥牌最后并没有打成。一头金发的珍妮特穿着一身全黑的丧服十分雅致,好友丧夫这场戏她演得驾轻就熟。她微微哭了几下,拭泪的手那么轻柔,睫毛油一点也没受影响;当玛杰丽悲痛地抽泣时,她温柔地挽住了朋友的手臂。珍妮特真是一个在朋友有难时冲在最前面的人。我们回到了马什家。玛杰丽收到一份电报,就拿着上楼了。我猜想应该是查理的某个朋友,刚听说这个消息,发一封信来表示慰问。比尔去换衣服,珍妮特和我上楼到了会客厅里,把桥牌桌搬了出来。她摘下帽子,放到了钢琴上。
“我们也不用故作姿态,”她说,“当然玛杰丽伤心透了,但她一定得振作起来。打一盘桥牌能帮她尽量恢复到平常的样子。我自然也很为可怜的查理难过,但据我判断,玛杰丽离开对他的打击,他是走不出来的;谁也不能否认,这样一来,玛杰丽就不用那么为难了。她早上已经给盖里发了一封电报。”
“说什么呢?”
“告诉他可怜的查理的事啊。”
这时候女佣进来了。
“夫人,您可否去毕晓普夫人那里一趟?她想见您。”
“好的,当然了。”
她快步走出了会客厅,只剩下我一个人。没过一会儿,比尔进来了,我们喝了杯酒。终于珍妮特走了进来。
她递给我一份电报。上面写着:
求你务必先等我的信。盖里。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她问我。
“不是写得很清楚吗?”我说。
“笨蛋!当然我已经跟玛杰丽说了,这不代表什么,但她很担心。这肯定是在他收到查理死讯那份电报之前发出的。我觉得她现在一定不怎么想打桥牌了。我是说,丈夫下葬的同一天打牌似乎有些不好。”
“是不太好。”我说。
“当然他收到电报应该会立马回复吧。他无论如何是要回的,你们说呢?现在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好好坐着等他的信了。”
我看不出继续议论下去有什么意义,就告退了。两天之后,珍妮特打来电话,告诉我玛杰丽收到了莫顿吊唁的电报。她读了一遍给我听:
听到这个噩耗极为难过。对你的悲痛致以深切哀悼。爱你的。盖里。
“你怎么看?”她问我。
“我认为写得很得体。”
“他当然不能说自己高兴坏了,对吧?”
“那样就有些失礼了。”
“而且他写了‘爱你的’。”
在我的想象中,她们一定从各个角度解读了这两份电报,仔细查看每一个字词,压榨出每一层含义。我甚至能听到她们无休无止的讨论。
“要是他现在辜负玛杰丽的话,我真不知道她该怎么办,”珍妮特继续说道,“接下去就看他是不是个绅士了。”
“胡说八道。”我一下就把电话挂断了。
接下去几天我又在马什家吃过几次饭。玛杰丽看上去很疲惫。我想她一定是满心焦虑地等待着还在路上的那封信。哀痛和惧怕让她憔悴不堪,她现在似乎非常脆弱,有了一种我之前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气质,就像是她已经把俗世看得很淡了。她非常温柔,感激每一点对她的好意,而且在她那种犹疑、略显怯懦的微笑中,有无限的哀婉。这种无助是非常动人的。只可惜莫顿还在几千英里之外。然后,一天早上珍妮特的电话来了。
“那封信到了。玛杰丽说你可以看。你要过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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