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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巩(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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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守。④滕王阁：唐永徽四年（653）滕王李元婴都督洪州（今江西南昌市）时建。与下文东湖、马跑泉、大梵寺秋屏阁等，均为南昌名胜。⑤属（zhǔ主）：连接。⑥无顷：没有一刻。⑦遽去：突然就离去。遽，骤然。⑧怃然：形容怅然失意的样子。⑨镌切：情意恳挚地劝诫。镌，凿、刻。切，责备。此处均为引申义。⑩情之所不克己：情不自禁。克己，约束、克制自己。
本文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当时曾巩正在临川求学，为了送朋友王希赴京而写下这篇赠序。文章回忆了两人从相识到结交的经过，描绘了一同游览的踪迹和在游览中所获得的乐趣，字里行间显示出两人间深厚的友情，委婉地表达出希望王希在仕途“光显”之后，不要淡漠了和自己之间的这份友谊。
本文工笔描绘，刻画细腻。先描绘临川的美景，从滕王阁、东湖，到跑马泉，都是江西的美景。“大梵寺秋屏阁，阁之下百步为龙沙，沙之涯为章水，水之西涯横出为西山，皆江西之胜处也。”短短的几句话，就概括性地叙述了他们的游历所见。
但作者又恐怕这种泛泛的介绍不足以表现他们同游之乐，更不足以体现两人在游览中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因此在这番概述之后，又选择这些游览中最令他们留连忘返的大梵寺秋屏阁进行描述，极写登临秋屏阁之所见所感，写由这些所见所感中所体味到的无穷之乐。这部分分三层展开。先写在洪州可远眺的风景——西山，“江西之州中，凡游观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见。见西山最正且尽者，唯此阁而已。”正由于“最正且尽”，所以“览登之美穷于此”，从中所获得的游览之乐也就为别处所不能比拟。第二层写秋屏阁上可以看到的他们陶醉的其他景物：“龙沙、章水、水涯之陆陵、人家园林之属于山者，莫不见，可见者不特西山而已，其为乐可胜道邪？”以其如此，“故吾与潜之游其间，虽数且久不厌也”。这句话承上启下，紧接着顺势推进一层，写自己甚至想举家居此，一直想来饱览这山水风光，但未能如愿，今日好不容易能够尽情，偏偏此时王希又突然要离去，自己自然觉得怅然若失。这一层通过写对其美景的极度喜爱与眷恋，来反衬和烘托秋屏阁风光之美的令人不能忘怀。
这分明是在写景，而在实际上是借写游览景物时的同游之乐来写与王希之间的深厚情谊。这种同游之乐写得越充分，则朋友之间的友情就显得越深厚；友情越深厚，也就更值得自己珍惜。试想，风光如此之美，同游如此之乐，但同游者又要离去，从此天各一方，以后自己即便再来，即便美景依旧，也未必会有那种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同游之乐了。想到这些，能不为之“怃然”么？
行文至此，水到渠成，乘势揭示出全文的主旨：“嗟乎！潜之之去而之京师，人知其将光显也。光显者之心，于山水或薄，其异日肯尚从吾游于此乎？其岂使吾独也乎？”意思是希望友人不要在“光显”之后淡薄了山水之情，不再与自己游，使自己显得寂寞而孤独。暗自寄托了希望王希不要淡漠了和自己的友情的希望，但却始终不直说，而寄托在山水之情上，可谓是构思精巧，委婉含蓄，令人读后久久难忘。
后人评论
《宋史?曾巩传》评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先大夫集后序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①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
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②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③隽美，而长于讽谕，今类次乐府以下是也。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④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⑤大臣从官执事⑥之人，观望怀奸⑦，不称天子属⑧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⑨，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⑩，其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
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11}、越州监酒税{12}召见，以为直史馆，遂为两浙转运使{13}。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14}，及西兵起{15}，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尝激切论大臣，当时皆不悦，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16}终。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17}，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易、罢管榷{18}，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19}初，四方争言符应{20}，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而道家之说亦滋甚，自京师至四方，皆大治宫观。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21}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22}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
公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馀条。在京西，又与三司{23}争论，免民租，释逋负{24}之在民者。盖公之所试如此，所试者大，其庶几矣。
公所尝言甚众，其在上前{25}及书亡者，盖不得而集；其或从或否，而后常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
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读公之碑与其书，及余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26}，其于虚实之论可核矣。
公卒，乃赠谏议大夫。姓曾氏，讳某，南丰人。序其书者，公之孙巩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谨序。
【注】
①类次：按文体分类依次编排。②摈（bìn鬓）：抛弃。③闳（hóng宏）深：博大，深厚。④疾：痛恨。⑤推：推究。⑥从官：指帝王身边的侍从官员。执事：古时指侍从左右供使令的人。⑦观望怀奸：见风使舵，心怀奸诈。⑧属（zhǔ主）任：托付，委任。⑨难言：诘难责备的话。⑩出：古意指离开京城到地方去任职。{11}光禄寺丞：光禄寺属官，职责是参与准备祭祀、朝会及酒宴诸事。{12}监酒税：收取酒税的官。{13}转运使：宋初所设的州府以上的行政长官，负责一路或数路财赋，并督察地方官吏。{14}知制诰：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官。{15}西兵起：指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西夏兵围攻灵武一事。{16}龃龉（jǔyǔ咀语）：上下齿不相配合。此指意见不合，彼此相恶。{17}集：同“辑”。辑睦，安定。{18}管榷（què确）：宋代一种制度，对茶、酒等实行国家专卖。{19}祥符：全称“大中祥符”。宋真宗赵恒年号。{20}符应：也叫“瑞应”。古时以所谓天降“符瑞”，附会与人事相应，称做“符应”。{21}绌（chù处）：贬退，排斥。{22}主圣臣直：因君主圣明，故臣下敢于直言。{23}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三部门。为宋代主管国家财政的中央机构。{24}释逋（bǔ补）负：取消（百姓）拖欠的赋税。逋，拖欠。负，亏欠。{25}在上前：留在御前。指被皇帝留下来不批发的奏章。{26}表里：此指言行和思想。
本文写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是曾巩为已故祖父的文集所作的后序。曾致尧，字正臣，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土，历任秘书丞、转运使、尚书户部郎中等职，性格貌似迂阔而实则耿介，对曾巩的影响很深。因死后追赠右谏议大夫，因此曾巩称之为“先大夫”。
曾巩一生，都非常崇敬祖父，又尤为赞赏祖父这种勇言当世得失的精神，不仅亲自整理其文集，还求请当时文坛的大手笔欧阳修、王安石为作神道碑铭和墓志铭。本文便是他在整理曾致尧的文集后，为文集作的一篇序文。
关于曾致尧的生平事迹本文中笔墨不多，一是因为欧阳修所撰写的曾致尧神道碑铭中，已作了详细记叙，本文便专写为碑铭所“不尽载者”。再就是曾致尧的“历官行事”并不是本文的写作重点，本文重在论述他的生平言行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品德。
本文虽然是一篇文集序，但其实是借评论祖父的文集来颂扬祖父的政绩和人品。所以，实际上成了一篇别具一格的人物传论。文章始终围绕“勇言当世之得失”这一中心来陈述祖父的事迹，从他才入仕时勇言当世之得失，激烈地批评朝廷官员“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到屡次受到打击与排斥，被排挤出京城去任地方官，但“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清晰地为读者刻画出了一位忠君爱民、刚直好谏的官员形象，突出了曾致尧不为利害祸福所动的思想品德。
为了进一步增强印象，曾巩举出几个具体的事例来加以论证：一是在太宗、真宗两朝，曾致尧本来受到皇帝赏识几度官职升迁，却又都因“常激切论大臣，当时皆不悦，故不果用”。后来真宗想重新召用他时，他又在这关键时刻上书，“语斥大臣尤切”，以致“卒以龃龉终”。二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自天子至百官，崇尚道教之风极为浓烈，曾致尧却极言力谏，“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三是在任两浙转运使时，奏罢苛税。四是在京西任职时，“又与三司争论，免民租，释逋负之在民者”。而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文集中，他自己也因此而落了个“以龃龉终”的结局。
纵观全文，曾巩融感情于叙事之中，显得感慨低回。曾巩对祖父的了解，主要是假之于曾致尧的遗著和亲旧间的传闻。文章取夹叙夹议的形式，将自己的议论与对祖父生平事迹的介绍结合得非常紧密，使得文章饱含感情。既为祖父的悲剧命运而感叹，感叹当时朝臣的非难及天子优容纳谏的圣德；又不能直言批评造成这一命运的君主，只好抚卷长叹：“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这是感慨，但感叹之中又有讽刺，是讽刺与批评的一种含蓄的表达形式，也更加凸显一种鲜明的对比和深刻的矛盾。
不难猜想，曾致尧文集所辑集的，又正是这类批评尖锐、言辞激切的章表文字，人物本身的坎坷经历与文集的内容，都决定着文章易于显现出一种辞危言苦的特点和倾向。本篇序文却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以叙述人物直言批评时政的事迹为主，不时杂以慨叹与评论，反复称述其直言忠谏的品格，措辞也极有分寸，藏锋不露，感人肺腑。
后人评论
方苞在《唐宋八家文百篇》中认为曾巩的散文“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
寄欧阳舍人①书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②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③。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④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⑤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⑥？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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