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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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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14}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15}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
【注】
①百年：自宋太祖建国（960）到写这通奏章的熙宁元年（1068），共百余年。②札子：奏章。③迫于日晷（guǐ轨）：时间限制。日晷：日影，此处指时间。④近臣：作者时任翰林学士，故自称“近臣”。⑤训齐：加以训练，使其整齐划一。⑥逸德：失德。逸，失。⑦备从官：备位侍从之官。指任知制诰。⑧施为本末：政治措施的始终。⑨相坐之法：牵连犯罪的法律。此指被举荐者犯罪，举荐者也连带犯罪。⑩监司：宋代各路分设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四司，其中转运使、提点刑狱有监察本路官吏之责，称监司。{11}左右近习：指宦官。{12}慝（tè特）：邪恶。{13}台阁：指中央政府机构。{14}疆埸（yì易）：边界。{15}将明：奉行职责，阐明事理。出自《诗?大雅?燕民》：“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
本篇作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月，当时王安石任翰林学士。神宗即位后锐意改革，对曾上万言书的王安石非常倚重，特将其从江宁召至汴京，任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一次召见，神宗向他询问“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因此上了这篇奏章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顺势提出变法有为的主张，充分表现出王安石对北宋王朝命运的深切忧虑和要求改革的急切心情。
对于“本朝百年无事”这样一个论题，很多思想保守的人会做成一篇歌颂祖宗功德、主张遵循祖宗旧法的文章。而对王安石来说，既要巧妙回答神宗，又要表达揭露时弊、倡言改革之意，可以说回答这个问题破费了一番脑筋。一则不能避开皇帝问的问题不作正面回答，一则不能完全将奏章的内容限制在“百年无事”之因这一表象上。于是王安石巧妙构思，借“无事”打发议论，透过“无事”的表象揭露积弊，如此一来，既正面回应“百年无事”之因这个问题，又表达了自己倡言改革的一贯主张。
文章开头一段是个引子，说明承召入对时因时间匆促，未能详言，故作此奏章上陈。“迫于日晷”云云，恐非托辞，只是表明自己的奏章内容不是粉饰太平之词，而是揭露时弊、呼吁改革之词，表现了鲜明的政治责任感。
第二段正面回答“本朝百年无事”之因，历叙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之事。其中太祖是开国皇帝，作为重点详加论述分析，对太祖的颂扬，涉及其知人善任及除苛赋、止虐刑、废藩镇、诛贪吏等政治措施，“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的施政原则。而太宗、真宗，仅以“聪武”“谦仁”一语带过；仁宗、英宗，则径曰“无有逸德”，为下一段专论仁宗朝预留地步。
第三大段专门议论仁宗朝代各种政治措施及其成效，以回答“无事”的原因。此段笔墨加重，不是因为“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而是此时正是宋王朝从繁荣太平到积弊丛生、危机日深的转折期，而王安石又亲历了仁宗朝的“施为本末”，对情况了解得相当全面透彻，因而通过对仁宗朝“无事”表象的深入剖析，正可揭示仁宗在任用将帅官吏方面的失误和太平繁荣表象下的危机，从而提出自己变革的主张。此段采用先总提、后分论的形式，逐一阐述“刑平而公之效”，“赏重而信之效”，“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总的来说，还是对仁宗在位期间施政的颂扬，批评与揭露是次要的。
在前文作了充分铺垫以后，作者在第四段才掉转笔锋，纵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看似有所离题，实则是在仁宗朝情况的论述中，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无事”表象下的“有事”，“安逸蕃息”表象下的积弱，太平繁荣表象下的危机。因此这一段顺势对“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作集中的揭露，细数十大流弊，可谓是顺理成章。这些积弊，虽是百年来渐进形成的，但在位时间最长的仁宗统治时期，却是上述弊端加深加重的关键时期。对仁宗朝积弊深入揭露后，末段顺理成章提出“人事之不可怠终”，“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呼吁立刻进行改革。
后人评论
陈在《文则》中评本文：“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
伯夷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①，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②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韩子因之，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③，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④闻西伯⑤善养老，则欲往归焉。当是之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邪？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⑥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余，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减太公哉！
【注】
①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他死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②北海：指渤海。③二子：指伯夷及其弟叔齐。④太公：即太公望，姓姜，名尚，字子牙。⑤西伯：西伯侯姬昌。⑥元元：百姓，平民。
自从司马迁写了《史记?伯夷列传》以后，世人都奉伯夷为清高的遗老和高士。但王安石的这篇文章，却一反传统看法，对伯夷的为人提出了质疑和自己的看法，表现了他不拘于传统成见的精神和敢于质疑的处事态度。
文章第一句单独为一段，用一个超长句提出问题，树起了批判的靶子。他认为有的事发生在千世之前，圣贤原已讲得很清楚，但后人“不深考之”，以自己的“偏见独识”立说，使事情失其本来面目；其后的学士大夫又守偏见而不变，伯夷的事就是典型。其中提到的“后世不深考”者，指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而“学士大夫”则是指韩愈一类人。
接着，引述孔子、孟子有关伯夷的议论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引孔子之论，主要着眼于“求仁而得仁”，而对“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之论则不加置评；引孟子之说，则主要着眼于“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并将孔、孟的上述评论联系起来，加以综合，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对司马迁、韩愈之说作指名道姓的严厉批评。
第三段依据孔孟的“求仁”“避纣”之论进一步推论，用时代更早、更权威的圣贤之论来批驳后世的“偏见独识”，理足气盛，故直斥之为“大不然”。先指出纣不仁，但伯夷却避纣，与吕望皆闻西伯善养老而往归之，从而得出伯夷“欲夷纣”的心愿与吕望无异。既然如此，他就不可能在武王伐纣时叩马而谏，认为这是“以臣弑君”“以暴易暴”，并于后来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从而否定司马迁的上述记载，也否定韩愈的“乱臣贼子”之说。
文末一段结构尤妙，一改前文批判论调，而是反过来推论，使得论证更加严密谨慎。武王倡伐纣之大义，太公辅佐而成就大业，“夷纣”之心与吕望无异的伯夷不可能以之为非而加以劝阻反对。这里主要抓住仁与不仁作文章，辩驳振振有词，显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最后照应篇首，重申自己的观点：“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并感慨系之，补上一句自己的推想加以强调说：“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减太公哉!”
后人评论
沈德潜在《唐宋八家文钞》卷三十中说本文“简而能庄，字字着力”。
材论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①不欲其众②；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③者，以为吾之位可以去辱绝危，终身无天下之患，材之得失无补于治乱之数④，故偃然⑤肆吾之志，而卒入于败乱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谓吾之爵禄贵富足以诱天下之士，荣辱忧戚在我，是吾可以坐骄⑥天下之士，而其将无不趋我者，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养育取用之道，而然⑦以为天下实无材，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为患则同，然而用心善而犹可以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盖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⑧未知其故也。
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此其所以异于人者也。故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审用之，则虽抱皋、夔、稷、契⑨之智，且不能自异于众，况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异能于其身，犹锥之在囊⑩，其末立见，故未有有其实而不可见者也。”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马之在厩也。驽骥杂处{11}，饮水食刍，嘶鸣蹄啮{12}，求其所以异者，蔑矣。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一顿其辔{13}而千里已至矣。当是之时，使驽马并驱，则虽倾轮绝勒{14}，败筋伤骨，不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后骐骥褭与驽骀{15}别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为天下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耳。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
夫南越之脩簳{16}，镞以百炼之精金，羽以秋鹗之劲翮{17}，加强驽之上而{18}之千步之外，虽有犀兕{19}之捍，无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决胜觌武{20}之所宝也。然而不知其所宜用，而以敲扑，则无以异于朽槁之挺也。是知虽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于是铢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其如是则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贤能智力卓荦者乎？呜呼！后之在位者，盖未尝求其说而试之以实也，而坐曰天下果无材，亦未之思而已矣。
或曰：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独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先，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能复先生之法度。能复先王之法度，则天下之小事无不如先王时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也。
噫！今天下盖尝患无材。吾闻之，六国合从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21}谏诤之佐来。此数辈者，方此数君未出之时，盖未尝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今亦患上之不求之、不用之耳。天下之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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