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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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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剖析了李翱言语与行动产生不一致的原因及该如何看待这种不一致性。他指出：“今吾于人，听其言而观其行，言不可独信久矣。”就是说观察一个人，不能只听他的言论，重要的是看他的行动。接下来本着这种原则，作者对李翱抵触宰相一事作了剖析：宰相李逢吉的名声与实际有可挑剔的地方，李翱的愤怒是因为“不忍于小人”而发的。并且，李翱“一不得职，则诋宰相以自快”，把一个嬉笑怒骂、有血有肉的李翱勾勒出来。著史者不能深察李翱发怒的深层原因，而仅仅记述其发怒行为，就是失职。
至此，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世上浅薄的人往往喜欢“以其利心量君子”，认为抵触宰相会招惹祸害，因此推测李翱是因为私人恩怨才抵触宰相的。这既批判了世人的推测，也为后文褒扬李翱埋下伏笔。
文章后半部分主要写李翱的好恶“皆过其分”，寓褒于贬。转入作者此文的正题，热烈赞扬李翱是“更以推贤进善为急”，乃至于“一士之不显，至寝食为之不甘”；甚至为了能够推举贤能，不惧东奔西走，“仆仆然忘其身之劳”。于是，一个爱才、求才、任才、爱才的爱憎分明的官员形象便展示在世人面前，与前文的贬低形成鲜明对比，让世人顿悟，原来这都是李翱的本性使然，而非是人们私下猜测的那样。
从剖析缺点开始，到肯定赞誉为止。欲扬先抑，先抑后扬，更显其扬起。不但使得行文曲折有致，而且巧妙表达了作者的歌颂之情，对李翱的赞美之意溢于言表。篇幅虽然短小，却波澜起伏，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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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载：“半山文瘦硬通神，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等简贵。”（《艺概》）答司马谏议书
某启①：昨日蒙教②。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③，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④多异故也。虽欲强聒⑤，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⑥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⑦、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⑧，难壬人⑨，不为拒谏。至于怨诽⑩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11}？盘庚{12}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13}至。
【注】
①某启：古时书信开头格式。某，是人名的代字，为了简便，起草写作“某”。此处意思是：“安石陈述。”②蒙教：承受教诲。这是收到司马光的来信《与王介甫书》的客气话。③君实：司马光的字。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游处：同游共处，指朋友往来交好。④所操之术：指彼此所主张的政治上的一些做法。操，持。术，方法、手段、策略。⑤强聒（guō郭）：勉强说给人听。聒，喧扰，嘈杂。⑥反复：指书信往来答辩。⑦侵官：侵犯原来官吏的职权。⑧辟邪说：批驳错误言论。⑨难壬人：斥责巧言献媚的奸佞之徒。⑩怨诽：抱怨和诽谤。{11}汹汹然：大吵大闹的样子。{12}盘庚之迁：盘庚是殷代的中兴之君，他即位后，将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亳之殷地（今河南安阳），曾遭到全国上下的反对埋怨。{13}向往之至：指仰慕到极点。此处是恭维的话。
自古以来，一些力图富国强兵的变法，往往都会遭到传统势力的阻挠。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春，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他针对北宋王朝存在的弊政，提出变法主张，在理财、整军两大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却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第二年，当时任翰林学士、右谏大夫的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六百多字的长信，列举新法的种种弊端，要王安石放弃新法，恢复旧制。
面对反对者的兴师问罪，王安石用这三百多字的短信回敬了司马光，简洁有力地驳斥了司马光错误的保守观点，并表示了自己革新政治的坚定立场与决心。文章写得言简意赅，谨严锐利，表现了王安石一向雄健、慎密的论说文风格。
全文分为三部分，首先交代写信的原因，言语委婉有致；接着进行合情合理的辩驳，有理有据，层层深入；最后表明态度，不失赠答之礼。对司马光加给作者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罪名逐一作了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第一部分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作者因与司马光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首先交代两点：一是在私交上，自己与司马光是“游处相好之日久”的朋友，司马光对待自己也是“视遇厚”，他们相识、相交多年，互相敬慕，彼此尊重，私人之间不存在矛盾、恩怨。二是在政治主张上，自己与司马光却有着原则性分歧，即“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这种政见的不合是不可调和的，不是几封信就能解决的。所以作者说：“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
第二部分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本文中间一段，针对司马光来信所提主要论点加以驳复，是信的主体部分。作者每下一语，都能说得对方哑口无言。文章笔锋犀利，语势劲健，作者决不引咎自责，表现出对实行新法抱着极大的信心。作者首先提出辩论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先把名义和实际关系弄明确，是非自然清楚。司马光在信中指责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项。于是，作者连用了四个“不为”的排比句式，摆事实、讲道理，将这几个罪名一一逐条申辩，说：“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作者理直气壮，斩钉截铁地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一一正名，使得司马光所加的每一个罪名都不符合实际，不能成立。
第三部分，作者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想让我从此不要做这些事儿，墨守前人的所作所为，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最后一部分是书信常规的结束语。
王安石这封信，有力地驳斥了司马光对新法的歪曲和诽谤，揭露了顽固派的腐朽本质和守旧面目，表现了王安石把变法运动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
后人评论
吴汝纶：“固由傲兀性成，究亦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古文辞类纂》卷三十）答曾子固书
某启：久以疾病不为问①，岂胜②向往！前书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故语及之。连得书，疑某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佛经乱俗③。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也。
然世之不见全经④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⑤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⑥、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⑦，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⑧故也。杨雄⑨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而墨、晏、邹、庄、申、韩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11}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视吾所知，为尚可以异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
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12}，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为如何？苦寒，比日侍奉万福{13}。自爱。
【注】
①不为问：没有写信问候。②岂胜：怎么能够禁受住。此处是夸张的说法。③乱俗：迷惑世人，败乱风俗。④全经：指经典的全貌。⑤百家诸子：指先秦至汉初各种学术流派的著述。⑥《难经》《素问》《本草》：都是古代的医药书。⑦女工：当时指从事手工劳动的妇女。⑧不足以尽圣人：不足以全面准确了解圣人的思想。⑨扬雄：字子云，西汉儒家学者。⑩墨、晏、邹、庄、申、韩：墨，指墨翟，战国鲁人，墨家创始人，著有《墨子》。晏：指晏子，春秋时齐国大夫。后人搜集他的言行，编有《晏子春秋》。邹，指邹衍，战国齐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著有《邹子》。庄，指庄周，战国宋人，道家的代表人物，著有《庄子》。申，申不害，战国郑人，早期法家代表人物，著有《申子》。韩，指韩非子，战国韩人，法家代表人物，著有《韩非子》。{11}异学：异端之学，指儒家以外的其他学说。{12}以言相尚：以言语相互推崇、吹捧。{13}比日侍奉万福：当时写信给有父母的人的客套话，意思是祝您的父母近日健康。
曾子固，即曾巩。他与王安石从年轻时开始交往，两人交谊甚厚，彼此书信来往很多。中年以后，由于两人对推行新法观点不同，思想出现分歧。曾巩的政治思想相对比较保守，对王安石的新法有所非议。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就读经方法的问题，反驳了曾子固对自己的指责，谈了自己的治学态度与方法。
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首先，作者提出自己“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的治学之道。
然后，王安石从理论上对这样做的必要性作了论证。后世之人，与先王所处时代不同，不广泛阅读，不全面调查研究，就不能全面了解圣人之旨。又举例证明，即使是“不好非圣人之书”的古代大儒扬雄，对于诸子百家著作也是无所不读的。作者对此进一步分析说，读书要首先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其他学说有所取舍，这样异端学说就难以扰乱自己的思想体系。此段的巧妙之处是，表面看是作者在自说自话，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其实含有间接反驳曾子固批评的意思。既然仅仅读经不足以知经，既然只要能够以儒为本，读书时有所取舍，自己就不会为异学所乱，那么，读佛经也没有什么害处。行文至此，曾子固“佛经乱俗”的批评不攻自破。
到了第三段，作者才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进一步为自己辩论说，“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没功名利欲之中，没有用儒家的思想加强自身修养。所以，曾子固提出的“佛经乱俗”之语也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作者在反驳过程中的用语把握十分准确，既态度明确，批评了曾子固对自己的误解，又用猜测的语气，委婉批评了曾子固只读经的做法，很有分寸。
相对于给司马光的回信，本文虽然篇幅短小，但却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从局部来看，第二段论述自己治学之道，既摆事实又讲道理，层层深入，把道理说得很透彻。从全篇来看，作者在论述自己治学方法的同时，自然驳倒了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上独尊儒术死读儒家经典思潮和只凭主观臆想不注重调查研究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回击，而他所倡导的注重调查、全面学习的方法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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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闿（kǎi凯）生：“荆公崛起宋代，力追韩轨，其倔强之气，峭折之势，朴奥之词，均至阃（kǔn困）奥……”（《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答钱公辅①学士书
比蒙以铭文见属②，足下于世为闻人③，力足以得显者铭父母，乃以属于不腆④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辄为之而不辞。不图乃犹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损⑤。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⑥，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耳。
家庙以今法准之，恐足下未得立⑦也。足下虽多闻，要与识者讲之。如得甲科⑧为通判，通判之署⑨，有池台竹林之胜，此何足以为太夫人之荣，而必欲书之乎？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辞赋，虽市井小人⑩，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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