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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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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忽然向父母索取纸笔，便能写出四句诗来，并知道署上自己的姓名，好像是一个无师自通的神童，而且文思敏捷，“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这真是有点传奇色彩。后来其父“不使学”，十二三岁时他已名不副实，文采上开始走下坡路了，再让他作诗，和前时之闻已经相差很远。又过了七年，作者再到舅家，问到方仲永的情况，幼时的聪慧已经消失净尽，已经和芸芸众生没有什么差别了。
仲永的天赋远远超过一般有才能的人，但最终却变成和大众一样平凡无奇，这是为什么呢？为了进一步揭示原因，作者又纡徐委曲地转进一层，使其议论向纵深发展，指出天赋这样好的仲永，因不重视后天的教育培养，尚且沦为众人；那么本来就是天赋平常的人，如果再不重视后天的教育，最终还能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吗？结尾奇警而又发人深思。
后半部分议论则表明作者的看法，指出方仲永才能衰退是由于“受于人者不至”，强调了后天教育的重要。文章以“伤仲永”为题，写的是可“伤”之事，说的是何以可“伤”的道理，表达了三个层次的“伤”。第一层是为仲永这样一个天才最终沦为一个普通人而感到惋惜，第二层是为像仲永的父亲这样不重视后天教育，思想落后的人而感到可悲，第三层是为那些天资不及仲永，又不接受后天教育，最终连普通人都不如，重蹈方仲永的覆辙的人哀伤。
这篇不到三百来字的文章，叙事条理清楚，说理深刻透彻。通过方仲永这一实例说明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道理，给人以深长的思考。人是否能成才，与天资有关，更与后天所受的教育以及自身的学习有关。这就对鼠目寸光的家长提出了批评与警告。这种批评与警告，至今仍有很普遍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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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将上文一笔折到，辞气极为骏快。”
同学一首别子固
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①，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②，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语也，辞币未尝相接也③；其师若友，岂尽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学圣人而已矣。”学圣人，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圣人之言行，岂有二哉？其相似也适然。
予在淮南④，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还江南，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为然。予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⑤。正之盖亦尝云尔。夫安驱徐行，⑥中庸之庭，而造⑦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⑧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
噫！官有守⑨，私有系⑩，会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注】
①子固：即曾巩。江西南丰人，唐宋八大家之一。②正之：孙侔，为文奇古，终身不仕。③辞：言辞，指书信。币：相互赠送的礼物。④淮南：淮南路，宋治所在扬州（今江苏扬州市）。⑤扳：挽引。⑥（lìn吝）：指车轮辗过。⑦造：造访。⑧从事于左右：指跟随在曾巩、孙侔两人身边。这是自谦的话。⑨守：职责。守有约束之意。⑩系：牵系，牵累。
本文是一篇赠序，约作于庆历三年（1043），是作者早年的作品。子固，是曾巩的字。曾巩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和作者同正值风华正茂，两人又同是江西人。题目中的“同学”一词，字面意思虽然可以解作“共同学习”，可它的真正意思是“共同学习圣人”。抒写朋友间相警相慰、互勉互励之意，唱叹有情，婉转深厚。
本文的重点是谈论“贤人”的问题和吏治的改革，自然要进贤黜邪。这里的“贤人”，与欧阳修《朋党论》中的“君子”，是同一类人，都是一些敢于“矫世变俗之志士”。
文首说“江之南有贤人焉”，即称赞他的两位友人曾巩和孙侔，就是两个君子式的贤人。一则照应问题，二则表达自己的观点，以贤人来带动全篇。
虽然“未尝相过”，没有亲密的交往；“未尝相语”，没有常常在一起交谈；“辞币未尝相接”，没有书信和礼物往还，但彼此的言行却如此相似，都同学圣人以为榜样，也都是道德君子，彼此“正于道”而不相疑。他们也是“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其师若友”，以共同改革社会、改革朝政的理想为基础的。在这里，作者写曾、孙二人，其实也是在写自己。
行文至第三段落，才触及本题，强调“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提出了自己的做人处事标准，即中庸之道。以期望他和曾、孙二人，能够以这个标准互相帮助，互相提高。末句“愿从事于左右”，虽是作者自谦的话，然亦表达了对友人发自内心的仰慕之情。
最后一段，作者感慨说不能和曾巩经常在一起，互相切磋文章，由此而感到遗憾和失落。“以相警，且相慰云”，“相警”“相慰”四个字，道出了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升华了主题。可以想象，两个人的友谊是纯粹的，不掺杂任何世俗的杂质。这种友谊不会因为时间而淡化，也不会因为时间而有所松弛，无限离别意，尽在不言中。
在写作手法上，本文从大处着眼，小处着笔，由小及大，收放自如。这种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正是王安石作品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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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王）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①，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②，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③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注】
①孟尝君：姓田名文，战国时齐之公子，以好客养士而著称。《孟尝君传》即《史记?孟尝君列传》。②特：但，只。鸡鸣狗盗：孟尝君出使秦国，被囚。有门客装狗，盗得狐白裘献给秦王宠姬，宠姬劝秦王释放孟尝君。孟尝君连夜逃至函谷关，天未亮，关门未开，又有门客学鸡叫，骗开关门，才逃回齐国。③擅：依靠，凭借。
孟尝君姓田名文，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他养士数千人，成为齐国的重要政治人物。士人也因为他待人“无分贵贱”而乐意归附他，孟尝君被困于秦国时，最终依赖这些擅长鸡鸣狗盗的士人，从虎豹般的秦国脱身。司马迁都不禁概括说：“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传矣。”
而王安石在读《史记?孟尝君传》之后，就写下一篇与众不同的读后感，全文仅90字，却被誉为“千秋绝调”。这篇《读孟尝君传》是一篇驳论文，它所要反驳的，就是人们都认可的“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一开头就直奔主题，而后用两句话非常简括地点出了传统看法的主要内容，作为自己驳论的靶子。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士以故归之”，这是“能得土”的因果关系。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又是“能得士”“士归之”的结果。简简单单的三句话，把《孟尝君列传》中一大段记叙文字的内容都全部概括进去，且每一句都彼此连接，非常简练，也非常紧凑。三句话中的“得士”“士归”“脱秦”在后面都有照应，也都是批驳的对象，可谓语无虚设，甚至连“虎豹”这样的形容性词语，后面也自有照应。
铺垫充足以后，作者紧接着用“嗟乎”这个感叹语作转折，马上提出了一个与“孟尝君能得士”针锋相对的论断：“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土？”不仅一反世人的敬仰之情，还给号称最能得士的孟尝君戴上一顶“鸡鸣狗盗之雄”的帽子。这个针锋相对的论断由于跟传统看法完全对立，看似极为荒唐，不可思议，也吊足了读者的胃口。
但接下来，王安石并不从正面去论证自己提出的这个论断。因为倘若费力地论证孟尝君非得士之人，并不能证明他得的是“鸡鸣狗盗”之人，因为他也网罗了像冯谖这样的人才。于是王安石紧紧抓住“不足以言得士”这个中心论题，巧妙地从反面加以推论：“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这是直接反驳上文的“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
于是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在作者心目中，所谓“士”，绝非“鸡鸣狗盗之徒”，而是“国士”，是有大智大谋能为帝王师的高级人才，是像兴商的伊尹、兴周的吕望、兴汉的张良这种兴邦定国之材。有了这样的人才，再加上齐国据有的强大国力，就可以南面称王，制服虎豹之秦，哪里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这一反问，咄咄逼人，又理直气壮。
这个历史事实正可以从反面证明孟尝君并未得士，并未得到像管仲那样辅佐桓公成霸业的士，更不用说辅佐武王成王业的吕望那样的士了。“鸡”“狗”与“虎豹”的对照，颇含深意：孟尝君非得士之人，只不过是鸡鸣狗盗之雄而已，而贤明之士是指治国安邦的人，正因为孟尝君门下尽是一些只懂雕虫小技之士，所以真正的贤明之士是不肯投靠他的，观点有新意，其实这里就已涉及到了人才的标准问题。
行文至此，已将孟尝君“岂足以言得士”的论断论证得很有力了，但作者抓住孟尝君用鸡鸣狗盗之徒之力这件事又翻进一层：“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这更是发聋振聩之论，是直接反驳“士以故归之”这个论断的。因为，孟尝君一旦收了鸡鸣狗盗之徒，真正的国士就会认为他根本不重士。因为士不仅羞于与此辈为伍，更是因为他们从搜罗任用鸡鸣狗盗之徒这件事上，看到了主人之不能成大事。说明孟尝君之所以不得真正的国士，恰恰是由于他搜罗了鸡鸣狗盗之徒。通过这一层的反驳，作者无不惋惜地发出感慨说：“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一声悲叹结束全篇，可谓是余音绕梁，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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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唐宋八家古文读本》卷三十）书李文公①集后
文公非②董子作《仕不遇赋》，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观之，《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而孔子亦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③，吾已矣夫!”盖叹不遇也。文公论高如此，及观于史，一不得职，则诋审相以自快。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言不可独信久矣。虽然，彼宰相名实固有辩④。彼诚小人也，则文公之发，为不忍于小人可也。为史者，独安取其怒之以失职耶？世之浅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⑤，以为触宰相以近祸⑥，非以其私，则莫为也。夫文公之好恶，盖所谓皆过其分者耳。
方其不信于天下，更以推贤进善为急。一士之不显，至寝食为之不甘。盖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后已。士之废兴，彼各有命。身非王公丈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为贤，仆仆然{7}忘其身之劳也，岂所谓知命者耶!《记》日：“道之不行，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过，抑其所以为贤欤!
【注】
①李文公集：唐李翱撰。李翱，字习之，陇西成纪（甘肃秦安东）人，曾从韩愈学古文。②非：责难。③凤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河不出图：传说在上古伏羲氏时代，黄河中有龙马背负八卦图而出。凤鸟至、河出图，被古人看做是圣人受命而王的先兆。④名实：外在的名和内在的实际。辩：通“辨”，指不同、区别。⑤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即俗话说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利心，功利之心。量，度量。⑥近祸：招惹灾祸。⑦仆仆然：奔走劳顿之状。出自《礼记?中庸》。
本篇是作者读《李文公集》后写的一篇书后，李文公即李翱，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书后”是一种文体，近似于跋，但形式和内容更加自由。本文题为《书李文公集后》，但并没有对李翱文集内容作任何评述，而是对李翱的人品作了辨析，描绘李翱是“以推贤进善为急”，赞颂他好恶分明的个性和求贤若渴的高尚品德。
文章第一段先从李翱非难董仲舒作《仕不遇赋》谈起，分析了李翱对“不遇”的见解并表达自己的看法。董仲舒曾作《仕不遇赋》，抒发文人不遇明主的牢骚。李翱对董仲舒的怨怼态度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有失大儒风度，劝他应该通达地看待自身之穷达，不应“自待不厚”，大发牢骚。这样一来，文章给读者引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李翱本人对不遇的见解和史书所载他的行为并不一致。行文至此，让人以为作者似乎是在批评李翱的言行不一。其实这些叙述只是一个引子，只是想用李翱言语与行动的矛盾来引发读者的思考和阅读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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