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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轼（二）(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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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闲笔不闲，寓意可谓深远。
本文全篇结构严谨，讲究谋篇布局。仔细品读不难发现，第二段与第一段反向递进，第四段与第三段反向递进，而第三段与第一段呼应契合，第四段又与第二段承接相扣。每段中又运用排比句分层推进，形成连环扣式的结构，层次多而不乱，条分缕析，脉络分明。分析本文，我们甚至能据其内容画出一张线条清晰的结构图来，可以说是清晰隽永，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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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枋得云：“首截托物发端，以稼喻人才。稼之美者，暗指有养之人；而稼之不美者，暗指无养之人。看后截议论自见。”（《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卷六）三槐堂铭并叙
天①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②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③之寿，孔、颜之厄④，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⑤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⑥，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⑦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⑧，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⑨，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⑩，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11}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12}，其孙德裕{13}，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14}，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录之。铭曰：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荫{15}；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16}。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17}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注】
①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最高权威，为万物主宰。这里指天的意志。②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③盗跖（zhí值）：跖，据传为春秋末期人，曾率众数千人攻城掠地，横行一时。旧时被诬为“盗”。④孔、颜之厄：春秋末期，孔子与其徒颜回等人在游说各国诸侯的途中曾被困于陈、蔡之间。⑤贯：贯穿，经历。⑥晋国王公：指王祜。⑦三公：宋代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此处为朝廷重臣的泛称。⑧魏国文正公：王旦，王祜的次子。⑨左契：古代的契约分为左右两联，债权人持左联，债务人持右联，索债时需两联当面验对。⑩懿敏公：王素，王旦之子，累官至工部尚书。为人刚正不阿，不避权贵。{11}李栖筠：字贞一，赵郡人。唐时举进士高第，累进工部侍郎。{12}吉甫：李吉甫，字弘宪，唐宪宗时两度为相。{13}德裕：李德裕，吉甫之子。遭人打击，贬官潮州、崖州，卒于贬所。{14}巩：王巩，王素之子，号清虚先生，擅作长诗，是苏轼的诗友。{15}荫：引申为保护、庇护。{16}砥平：像磨刀石一样平坦。{17}皇：通“遑”，闲暇。
北宋初年，兵部尚书王祜写文章、做官都很出众。他相信王家后代必出公相，于是在院内种下三棵槐树，作为标志。后来，王祜的儿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当时人称“三槐王氏”。苏轼同王旦之孙王巩是朋友，时在湖州任上，便应其请求，为王巩家中的“三槐堂”题写了这篇《三槐堂铭》。
本篇由叙和铭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叙，是记叙性的文体，主要是讲述写作本篇铭的由来；后一部分铭是正文，由四言韵体写成。苏轼这篇《三槐堂铭并叙》，对王祜、王旦、王懿、王巩等王氏家族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其中对王旦的评价更是充满赞誉。
本文开篇就突兀不凡，不铺叙主人公的功德懿行，以一句“天可必乎？”开启文章，提出自己的困惑：天意到底如何，“必”与“不必”的命运到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接着，苏轼对天道之说提出诘难，反对了因果报应的说法。并引入古人申包胥的观点来说明白己对这个疑问的看法：天道和人道是相互作用的。人们之所以会有“必”与“不必”的疑问，是因为世俗之人在说天道的时候，往往不能等到其最后的时刻就谋求其结果，所以当没有看到自己所希望的结局时，就以为天道茫茫，不能扬善罚恶。苏轼认为，这都是因为“天之未定者也”如此，为善的人就懒得再做善事，为恶的人却更加肆无忌惮地干坏事。自然就出现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这种反常的怪异现象。并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核定验证这个道理，提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的道理，以此作为全文的中心论点。
第二段由第一段引接而来，回答文章开头的诘问，以三槐堂的由来和渊源变化为论据，证明“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的中心论点。苏轼认为，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一定会有厚德载道之人臣出现。这是泛说前人“厚施”与后人“得报”，然后具体说明“三槐堂”的由来。认为是由于王巩的先祖王祜“厚施”，侍奉了太祖、太宗两代皇帝。他文武忠孝，德行操守高尚，所以担当宰相之职应该说是众望所归。
接下来，文章宕开一笔，先批评了世人在报应问题上的浮浅、短见。图报应恨不得如同做买卖一样，立时交换，唯恐白白做了善事福报落空。而王巩的先祖，却只是注重修炼自己的德行，将回报的事情交付于天道，而且交付于未来。所以他的善报是必然的结果。这是通过进一步论述“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和“仁者必有后”，来歌颂王氏的高尚德行，并寄托了更加光明昌盛的未来。进一步深入论述王氏宗族方兴末艾之势，同时进一步批判世俗对因果报应的偏见。
文章的最后，是正式的铭文。用四言韵语赞颂了王氏三槐的茂盛，王氏几代人德行的高尚，进一步说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积德，子孙获报”的规律。启发人们扬弃浅识短见，不要侥幸能不劳而获，启发人们不要急功近利，而要厚积善德，方能够获得庇佑。这种“前人积善，后人得福”的说法未必准确，但绝不是迷信，对于促进社会避恶扬善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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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丰寰评本文：“先以疑词说起，后以正意决之，方见文势曲折之妙。”（《苏文忠公文选》卷六）书黄子思诗集后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①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②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③，天下翕然④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
至于诗亦然。苏、李⑤之天成⑥，曹、刘⑦之自得，陶、谢⑧之超然⑨，盖亦至矣⑩。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11}之姿，凌跨百代{12}，古今诗人尽废{13}。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14}。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15}，而才不逮意{16}，独韦应物{17}、柳宗元发纤秾{18}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子{19}所及也。唐末司空图{20}，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21}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
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22}，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才，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注】
①钟、王：指钟繇和王羲之。②颜、柳：指颜真卿和柳公权。③极书之变：极尽书法的变化。④翕（xī西）然：形容言论、行为一致。⑤苏、李：苏，指苏武。李，指李陵。⑥天成：谓其诗作自然而不雕饰。⑦曹、刘：指曹植和刘桢。⑧陶、谢：指陶渊明和谢灵运。⑨超然：指意境与语句自然、超脱。⑩盖亦至矣：都是极具代表性的。{11}英玮绝世：卓然出众，举世无与匹配。{12}凌跨百代：超越百世。{13}尽废：意谓相比之下不值一提。{14}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指潇洒高洁的风度与超然出世的韵致，也渐渐地衰落了。{15}间有远韵：间或也有意旨深远的诗篇。{16}才不逮意：才力不能把意蕴完全地表达出来。{17}韦应物：唐代京兆万年（今山西西安）人。曾任江州、苏州刺史，故称“韦江州”“韦苏州”。{18}发纤秾于简古：以质朴古雅的语言抒发细微浓郁的感情。纤，细微。秾，原指草木繁茂状，此指浓郁。{19}馀子：其余的人。{20}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人，唐末诗人、诗论家。{21}承平：太平年代。{22}反复数（shuò朔）四：反复多次。
黄孝先，字子思，福建浦成人，以善治狱迁大理丞，历太常博士，卒于石州通判。本文是苏轼为《黄子思诗集》写的一篇序跋文，大致写于宋神宗熙宁四年至元丰七年（1071—1084）。是古代文论中的名篇，备受历代学者瞩目。
跋，是指附在书后或诗文后的带有说明性或议论性的文字。按理，这样的文字应该是对作品进行评价，或是对作者的创作作一个概述，一般来说应洋溢着赞誉之情。可苏轼却并未遵循常规，而是把这篇文章当做阐述自己诗歌理论主张的平台。
本文以书法为喻，把魏晋与唐代的书法作比较，苏轼于两者间更推崇魏晋时期钟繇、王羲之的书法。因为他们的书法“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而颜真卿、柳公权虽“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为古今集大成者，但已经开始偏离钟、王那种“妙在笔画之外”的风韵。评论诗歌时，指出于平淡朴素之中寓深远意境方为好诗。对苏、李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简古”“淡泊”，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苏轼继承了庄学中“虚静”与“物化”的理论，并将其运用到艺术创作理论中。创作中的“虚静”和“物化”要求艺术家把整个身心都要融入到创作中去。例如，琴师弹琴应心与琴化，画家画竹要身与竹化。其中，从诸多的例证中也不难发现，苏轼的这种审美情趣反映了宋代诗坛所追求的“平淡”之美的一个整体倾向。
在这里，苏轼用了一个“远韵”的概念，主张创作艺术形象要“随物赋形”，并做到生动传神。并举韦应物、柳宗元的诗与司空图的诗论为例加以阐述。其中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主张，那就是“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这是他赞赏韦应物、柳宗元诗风的话语，也表达了他的审美趣味。在他看来，以质朴古雅的语言抒发细微浓郁的感情，在朴实自然的风格之中寄托深远的韵味，也就是在外在的平淡中包含丰富的意味和理趣，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似乎更加提倡和推崇。
苏轼的理论主张其实正符合了司空图论诗所说的“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的意思，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远韵”。意在说明，诗歌应该言有尽而意无穷，不能没有形式，但又不能拘泥于形式。
一直到结尾处，苏轼才提到诗集的作者黄子思，但也未用大量篇幅评述其诗文，而是简单几句话概括自己的观点。他以“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高度赞赏了黄的诗文，同时也重申自己的作文主张，即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方可姿态横生，其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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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十七：“公之诗不入诗家品题，而其论诗处，兴味自远。”
方山子传
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①。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②，闾里③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④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⑤。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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