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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说着,心想是不是需要把远处那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再请来为父亲诊治一次。
“你这个夏天也够心烦的了。好不容易毕业了,也没做什么庆祝,而你父亲的身体又是这个样子。而且天子也身体染恙……真倒不如你一回来就请客好了。”
我是在七月的五六号到家的,父母说要请客庆祝,则是在我回家的一周之后了。然后又过了一周,才最终商定好请客的时间。回到农村老家的我,自然是优哉游哉地聊聊度日。由于发生了上述事件,我才能避免受到不善交际所带来的痛苦,而母亲似乎丝毫没有理解我的这种感受。
天皇驾崩的消息传来时,父亲手里捏着报纸,口中说着:
“啊,天子还是驾崩了。我也……”父亲没有说出后半句。
我到镇子上买了黑色的薄绸。回到家后,我用买到的黑色薄绸将旗杆头包起来,又在旗杆头系了一条三寸长的飘带,最后将旗子斜着从门旁边伸向街道。旗子也好黑飘带也好,在无风的环境下都无精打采地低垂着。我家那扇古旧大门的门檐上铺着稻草,经历风吹雨打之后,草早就变了颜色。不仅生出灰白的色彩,而且处处显得凹凸不平。我独自走出门外,怔怔地看着黑色的小旗和白纱布及其中间染出的红太阳色。这些颜色映照在脏兮兮的门檐稻草上。我想起先生曾经对我问起过:“你老宅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和我老家的宅子风格是不是差异很大啊。”我很想请先生看看生我养我的这间旧宅子,可又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
我又回到自己的房间。在那张放置着书本的书桌前,我一面读着报纸,一面想象着东京现在的模样。我的想象力都集中在这座日本的最大城市,是在怎样的黑暗中如何运转这一画面上。而身处在这个于黑暗中不得不运转起来的大都市,在那伴随着嘈杂喧闹的不安中,我看到了一丝灯火之光——那就是先生的家。那一刻,我没有意识到这光亮会被自然而然地卷入到了无声息的旋涡之中,也没有意识到这光亮不久就要在我的眼前倏然消失。
我想把这件事写信告诉给先生。我拿起笔,只写了十行就放下了,将信纸撕得粉碎投入废纸篓(我觉得给先生写信说这些事也不会有什么反馈,以上次寄给他的信为例,我就没有收到先生的回信)。我感到寂寞,所以才给先生写信,所以才期望能收到他的回信。
六
接近八月中旬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位朋友的来信。信中说有个地方正在招聘中学教员,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这位男性朋友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四处寻找这样的工作。他原本是想自己就此职业的,可后来找到了更好的工作,就想把这个工作的机会让给我,并特意写信告知此事。我马上回信婉拒了。我在回信中说,自己有个朋友,正竭力寻找一份教师的职业,这个差事可以转让给他。
我将回信寄出后,就和父母聊了聊这件事。二老并未对我拒绝的决定表现出什么异议。
“就算不当老师,也还能有别的好工作。”
从二老的这句话里,我能感觉出他们对我那份过高的期望。迂阔的父母好像总是期望着刚毕业的我能够获得与自己目前能力不相符的收入和地位似的。
“好工作?可最近也没有什么合胃口的好工作啊。我和哥哥所学的专业不同,而且我们所处的时代也不同,这样将我们两个人同等看待就麻烦了。”
“可你既然已经毕业了,如果连自立都做不到的话,家里也会颇感为难。若被别人问起你家老二大学毕业后做什么呢,如果答不上来,我也会没面子的。”
父亲脸色变得阴沉。他从来不知道离开这个世代居住的乡下,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是怎么一回事。村子里的人往往会说些“大学毕业能挣多少钱啊”或者“能挣个一百多块吧”之类的话——为了在外人中有个好名声,父亲在听到这些话时,总希望毕业后的我能找到个合适的工作。我一向都把大城市当成自己人生的归宿。可在父母看来,我简直就是个踏空而行的怪物。而我自己也会偶尔冒出这种想法。我常常想公开表达自己的这种想法,可在与各方面都有着极大隔阂的父母面前又只能缄口不言。
“你老是说着什么先生先生的,去托他怎么样?毕竟是这种时候。”
先生在母亲的眼里就有这点儿作用。可这位先生是劝我回家后要趁父亲在世而早分家产的先生,而不是在我毕业后,为我谋职的先生。
“这位先生是做什么的?”父亲问道。
“什么也不做。”我回答。
我本想告诉父母,自己曾经跟他们说过先生没有职业这件事。而父亲也确实应该记得。
“什么都不做,这又是为什么?既然是你那么尊重的人,自然应该做些什么啊。”
父亲用语言挖苦我。在他的思想里,有用的人在这个社会上都会取得相当的地位,而游手好闲之徒不外乎是混混儿之类的。
“就像我这样的人,虽然没有工资,可也没有整天闲着啊!”
父亲继续挖苦道。而我,则只能依旧沉默不语。
“如果他真像你说得那么了不起,一定能给你找个工作的。去拜托他吧。”母亲说道。
“不要。”我回答。
“那就没办法了。你为什么不去求求他呢?就算是给他写封信也好啊。”
“嗯。”我含含糊糊地答了一声,便走开了。
七
父亲也很担心自己的病情。但每次医生前来诊疗时,他又没有提出各种问题让医生为难。而医生也颇有顾虑,对病情所谈甚少。
父亲似乎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了。至少他是在想自己离世以后这个家会怎么样。
“让小孩子受教育,也是利弊掺半啊。好不容易供到毕业,可孩子肯定不回老家了。就好像特意为了父母与子女分别去念书似的。”
哥哥上学的结果,就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工作。由于受了教育,我也将东京认定是自己的归宿。培养出了这样的儿子,父亲发牢骚并非没有道理。在父亲的想象中,母亲孤单地居住在这间乡下老宅中的场景,一定令父亲更加感到凄凉。
家里不会发生什么变迁——父亲对此非常肯定。他同样相信在母亲的有生之年,家里也不会有什么变迁。一方面,他想到在自己死后,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间旧屋中生活,就会感到非常不安。而另一方面,他又希望我能在东京谋得一个好工作——父亲的思想中充斥着这种矛盾。而我则一面觉得父亲的这种矛盾思想非常奇怪,一面又感到如果按照他的想法,自己可以回东京了,对此感到丝丝欣慰。
在父母面前,我不得不装作自己正在竭尽全力寻找合适工作的样子。我写信给先生,向他详细说明了家里发生的林林总总,并拜托他帮我介绍自己力能胜任的任何工作。虽然这么写,可我不认为先生在找工作上会帮我什么忙。就算是他愿意帮助我,以他狭窄的交际圈而言,也是枉然的。但我还是给先生写了这封信,并认为他一定会给我回信的。
我在写好信将要封上时,转身对母亲说:
“我给先生写了信。就是按照您吩咐的内容写的。您看看吧。”
和我预想的一样,母亲并没有将信封打开。
“是嘛,那就赶紧寄出去吧。这种事儿,就算是别人不提醒,自己也应该早些弄好的。”
母亲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而我也确实有种孩童的感觉。
“可只是寄信还是不够。不管怎么样,我到了九月还是要去趟东京的。”
“你说的也许是吧。不过也不一定就没有好工作啊,还是早点儿拜托他为好啊。”
“嗯。反正先生一定会给我回信,那时候看了回信再说。”
关于回信,我倒是非常相信态度一向认真的先生。我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信。可我的等待最终还是落空了。一周过去了,我没有收到先生的任何音信。
“很可能是去哪里避暑了吧。”
我不得不向母亲这样解释。这句话并不只是对母亲的一个安慰,而且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安慰。可如果我不借个什么理由来帮先生辩护一下的话,心里就会觉得非常不安。
我有时会忘记父亲生病的事情,一心想着早点儿回到东京。而父亲也会偶尔忘记自己的病情。他担心自己的未来,可又未对未来采取任何举措。我始终没有得到机会——向先生劝说的那样,得到一个与父亲坦白分配家产的机会。
八
进入九月后,我终于要回东京了。我拜托父亲还像以前那样给我寄学费。
“老这么在家里待着的话,是不会找到您所说的那种好工作的。”
我向父亲表示,回东京正是因为要找到父亲期望的那种工作。
“当然,找到工作后就不用寄钱了。”我又补充道。
我总有种感觉,这种好事到底是不会落到我头上的。可对社会不甚了解的父亲,和我有着相反的感觉。
“如果找工作的话,应该就是短时期内吧,总会给你想想办法的。可不能时间太长了。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必须自立了。本来找到了工作,马上就不必再依靠家里了。现在的年轻人啊,只知道怎么花钱,根本不知道怎么赚钱啊。”
父亲嘟嘟囔囔地发了不少牢骚,包括“过去是儿子养老子,现在老子养儿子”等。而我只能默不作声,恭敬倾听。
父亲的牢骚暂时告一段落。我刚要悄悄离开,父亲向我问起何时回东京。对我来说当然越早越好。
“让你母亲定个日子吧。”
“好的。”
那时的我,在父亲面前格外谨顺。我希望在尽量不违背父亲意愿的前提下离开老家。而父亲又留住了我。
“你一回东京,这家里又会变得冷冷清清了。只剩下我和你母亲两个人了。虽说我现在身体还算硬朗,可也说不准哪天就会有什么意外。”
我极力安慰父亲一番,然后回到自己房间的书桌前。我坐在四处摊开的书堆中,不停地咀嚼刚才父亲充满不安的态度和语言。这时,耳边又传来蝉鸣之声。这次的蝉鸣和近几日听到的不同,是寒蝉的鸣叫之声。我在夏日返回故乡,端坐于一片躁耳的蝉鸣之中,心中时时涌出不可名状的忧伤。这忧伤与那鼓噪的蝉鸣之声,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沁入肺腑般的痕迹。每到这时,我就会一动不动,独自审视着自己。
在夏天回到老家后,我那份忧愁开始渐渐变了情调。如同秋蝉之鸣变成寒蝉之鸣,我感觉包裹着自己的人生宿命,正在巨大的轮回中慢慢移动。我一面反复思考着处于孤独状态中的父亲和他的语言及态度,一面又想起了我投信而去,但却未向我投信而还的先生。在我的印象中,先生和父亲是两种完全相反的存在。而我,又一股脑儿地将这完全相反的两者进行比较,一起联想。
我几乎知晓父亲的一切。如是父亲离世,只不过是某种父子之情的遗憾。而对先生,我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他答应要与我谈谈自己过去的事情,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总之,对我来说,先生是扑朔迷离的。我定要越过两个人之间的障碍,将我们的关系推进至更加光明之处后才可一逞快意。如果断绝与先生的联系,我会极为痛苦。最后,我找到母亲,和她商定了返回东京的日期。
九
在我快要动身的时候(确切地说是动身两天前的傍晚),父亲忽然又发病了。当时,我正在捆绑装有书籍和衣服的行李。而父亲正在洗澡。我听到正在给父亲搓背的母亲大喊着我的名字,然后就看到裸体的父亲被母亲从后面抱了出来。可回到房间时,父亲却说已经没事了。为了慎重起见,我坐在父亲的枕边,用湿毛巾为父亲的额头降温。一直到九点多才随便地吃了几口晚饭。
到了第二天,父亲恢复的情况要比想象中的好。他不听劝告,又自己去了厕所。
“已经没什么事儿了。”
父亲又重复着去年年底昏倒时对我说过的话。不过那时候确实像他说的那样身体暂时没什么事了。我觉得这次可能也会差不多吧。不过医生只是说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注意之类的话,却不肯把关键的什么说出来。我内心极度不安,即使已经到了回东京的那天,也丝毫没有离开的想法。
“还是再看看情况怎么样吧。”我和母亲商量着。
“就这样吧。”她同意我说的话。
母亲如果看到父亲精神满满地在院子里散步,或是下厨房什么的,会不以为然。可出了这档子事,她又会过分担心。
“你今天不是该回东京了吗?”父亲问道。
“嗯,过几天再走。”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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