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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序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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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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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Ceratoniasiliqua,L.的译名,这植物生在意大利,中国没有;瓦乐敦的原文,是FélixVallo-tton。

    〔4〕。

    ※※※

    〔1〕本篇连同纪德《描写自己》及石川涌《说述自己的纪德》的两篇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乐雯。

    纪德(A.Gide,1869-1951),法国小说家。著有《窄门》、《地粮》、《田园交响乐》等。石川涌(1906-1976),日本东京大学文学教授,法国文学研究者。

    〔2〕画像指瓦乐敦作的纪德木刻像,与本篇在同期《译文》发表。

    〔3〕稻子豆Ceratoniasiliqua,《英拉汉植物名称》作角豆树。

    〔4〕FélixVallotton菲力克思·瓦乐敦(1865-1925),瑞士画家,终生侨居法国。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1〕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1〕

    迦尔洵(VsevolodMichailovitchGarshin1855-1888)生于南俄,是一个甲骑兵官〔2〕的儿子。少时学医,却又因脑病废学了。他本具博爱的性情,也早有文学的趣味;俄土开战,便自愿从军,以受别人所受的痛苦,已而将经验和思想发表在小说里,是有名的《四日》和《孱头》。他后来到彼得堡,在大学听文学的讲义,又发表许多小说,其一便是这《一篇很短的传奇》。于是他又旅行各地,访问许多的文人,而尤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其时作品之有名的便是《红花》。然而迦尔洵的脑病终于加重了,入狂人院之后,从高楼自投而下,以三十三岁的盛年去世了。这篇在迦尔洵的著作中是很富于滑稽的之一,但仍然是酸辛的谐笑。他那非战与自我牺牲的思想,也写得非常之分明。但英雄装了木脚,而劝人出战者却一无所损,也还只是人世的常情。至于"与其三人不幸,不如一人--自己--不幸"〔3〕这精神,却往往只见于斯拉夫文人〔4〕的著作,则实在不能不惊异于这民族的伟大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附记。

    ※※※

    〔1〕本篇连同《一篇很短的传奇》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二月《妇女杂志》月刊第八卷第二号。

    〔2〕甲骑兵官胸甲骑兵团军官。

    〔3〕这是本篇小说主角所说的话,原语是"你将以为与其一人的不幸,倒不如三人的不幸。"

    〔4〕斯拉夫文人指俄国作家,俄罗斯人属于东斯拉夫民族。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二)〔1〕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二)〔1〕

    迦尔洵(VsevolodMichailovitchGarshin)生于一八五五年,是在俄皇亚历山大三世〔2〕政府的压迫之下,首先绝叫,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小说家。他的引人注目的短篇,以从军俄土战争时的印象为基础的《四日》,后来连接发表了《孱头》,《邂逅》,《艺术家》,《兵士伊凡诺夫回忆录》等作品,皆有名。

    然而他艺术底天禀愈发达,也愈入于病态了,悯人厌世,终于发狂,遂入癫狂院;但心理底发作尚不止,竟由四重楼上跃下,遂其自杀,时为一八八八年,年三十三。他的杰作《红花》,叙一半狂人物,以红花为世界上一切恶的象征,在医院中拚命撷取而死,论者或以为便在描写陷于发狂状态中的他自己。

    《四日》,《邂逅》,《红花》,中国都有译本了。《一篇很短的传奇》虽然并无显名,但颇可见作者的博爱和人道底彩色,和南欧的但农契阿(D'Annunzio)〔3〕所作《死之胜利》,以杀死可疑的爱人为永久的占有,思想是截然两路的。

    ※※※

    〔1〕本篇连同《一篇很短的传奇》的译文,印入一九二九年四月上海朝花社版《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奇剑及其它》。

    〔2〕亚历山大三世(EUI]XNFGHO,1845-1894)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子。一八八一年亚历山大二世被民粹派暗杀后继位。

    〔3〕但农契阿(G.D'Annunzio,1863-1938)通译邓南遮,意大利唯美主义作家。晚年成为民族主义者,拥护法西斯主义。《死之胜利》是他在一八九四年作的长篇小说。有芳信译本,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贵家妇女》译者附记〔1〕

    《贵家妇女》译者附记〔1〕

    《贵家妇女》是从日本尾濑敬止编译的《艺术战线》译出的;他的底本,是俄国V.理丁编的《文学的俄罗斯》,内载现代小说家的自传,著作目录,代表的短篇小说等。这篇的作者,并不算著名的大家,经历也很简单。现在就将他的自传,译载于后--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尔泰瓦。我的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贵族。一九一三年毕业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并未毕业。一九一五年,作为义勇兵向战线去了,受了伤,还被毒瓦斯所害。心有点异样。做了参谋大尉。一九一八年,作为义勇兵,加入赤军。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席的成绩回籍。一九二一年,从事文学了。我的处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报》上。"

    《波兰姑娘》是从日本米川正夫编译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译出的〔2〕。

    ※※※

    〔1〕本篇连同淑雪兼珂《贵家妇女》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后又同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奇剑及其它》。

    〔2〕这句话是在收入《奇剑及其它》时添上的。因为《奇剑及其它》中同时收有淑雪兼珂的《波兰姑娘》。

    《食人人种的话》译者附记〔1〕

    《食人人种的话》译者附记〔1〕

    查理路易·腓立普(Charles-LouisPhilippe1874-1909)是一个木鞋匠的儿子,好容易受了一点教育,做到巴黎市政厅的一个小官,一直到死。他的文学生活,不过十三四年。

    他爱读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自己的住房的墙上,写着一句陀思妥夫斯基的句子道:

    "得到许多苦恼者,是因为有能堪许多苦恼的力量。"但又自己加以说明云:

    "这话其实是不确的,虽然知道不确,却是大可作为安慰的话。"

    即此一端,说明他的性行和思想就很分明。

    这一篇是从日本堀口大学〔2〕的《腓立普短篇集》里译出的,是他的后期圆熟之作。但我所取的是篇中的深刻的讽喻,至于首尾的教训,大约出于作者的加特力教〔3〕思想,在我是也并不以为的确的。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

    ※※※

    〔1〕本篇连同《食人人种的话》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后与作者的另一篇小说《捕狮》同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奇剑及其它》。本篇附于小说之前,并将最后的一段话改为:"《捕狮》和《食人人种的话》都从日本崛口大学的《腓立普短篇集》里译出的。"

    腓立普,出身于贫苦家庭,作品表现了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和对当时社会的讽刺,著有《母亲和孩子》、《贝德利老爹》等小说。

    〔2〕堀口大学日本诗人和法国文学研究者,日本学士院文艺部会员。早年加入"新诗社",后任大学教授。作品有诗集《黄昏的虹》等。

    〔3〕加特力教即天主教,又称公教。加特力一词源出希腊文,意为"公"和"全"。

    《农夫》译者附记〔1〕

    《农夫》译者附记〔1〕

    这一篇,是从日文的《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冈泽秀虎的译本重译的,并非全卷之中,这算最好,不过因为一是篇幅较短,译起来不费许多时光,二是大家可以看看在俄国所谓"同路人"者,做的是怎样的作品。

    这所叙的是欧洲大战时事,但发表大约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了。原译者另外写有一段简明的解释,现在也都译在这下面--

    "雅各武莱夫(AlexandrIakovlev)是在苏维埃文坛上,被称为'同路人'的群中的一人。他之所以是'同路人',则译在这里的《农夫》,说得比什么都明白。

    "从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一端说,他是智识分子,但他的本质,却纯是农民底,宗教底。他是禀有天分的诚实的作家。他的艺术的基调,是博爱和良心。他的作品中的农民,和毕力涅克作品中的农民的区别之处,是在那宗教底精神,直到了教会崇拜。他认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而且以为惟有农民,是真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的。将这见解,加以具体化者,是《农夫》。这里叙述着'人类的良心'的胜利。但要附加一句,就是他还有中篇《十月》,是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

    日本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第四篇,便是这《十月》,曾经翻了一观,所写的游移和后悔,没有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在内,用中国现在时行的批评式眼睛来看,还是不对的。至于这一篇《农夫》,那自然更甚,不但没有革命气,而且还带着十足的宗教气,托尔斯泰气,连用我那种"落伍"眼看去也很以苏维埃政权之下,竟还会容留这样的作者为奇。但我们由这短短的一篇,也可以领悟苏联所以要排斥人道主义之故,因为如此厚道,是无论在革命,在反革命,总要失败无疑,别人并不如此厚道,肯当你熟睡时,就不奉赠一枪刺。所以"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2〕,正是必然之势。但这"非人道主义",是也如大炮一样,大家都会用的,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3〕,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即明明白白证明着这事的真实。再想一想,是颇有趣味的。

    A.Lunacharsky〔4〕说过大略如此的话:你们要做革命文学,须先在革命的血管里流两年;但也有例外,如"绥拉比翁的兄弟们",就虽然流过了,却仍然显着白痴的微笑。这"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是十月革命后墨斯科的文学者团体的名目,作者正是其中的主要的一人。试看他所写的毕理契珂夫,善良,简单,坚执,厚重,蠢笨,然而诚实,像一匹象,或一个熊,令人生气,而无可奈何。确也无怪Lunacharsky要看得顶上冒火。但我想,要"克服"这一类,也只要克服者一样诚实,也如象,也如熊,这就够了。倘只满口"战略""战略",弄些狐狸似的小狡狯,那却不行,因为文艺究竟不同政治,小政客手腕是无用的。

    曾经有旁观者,说郁达夫喜欢在译文尾巴上骂人,我这回似乎也犯了这病,又开罪于"革命文学"家了。但不要误解,中国并无要什么"锐利化"的什么家,报章上有种种启事为证,还有律师保镳〔5〕,大家都是"忠实同志",研究"新文艺"的。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了,而中国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鲁迅之"老而不死"〔6〕云。

    十月二十七日写讫。

    ※※※

    〔1〕本篇连同《农夫》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后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二《在沙漠上及其他》时,删去了首二段及末段。

    〔2〕"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指当时苏联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如卢那察尔斯基在一九二四年所作的讲演《托尔斯泰与马克斯》中说的,以托尔斯泰为"很麻烦的对手"。参看本书《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

    〔3〕新月社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组成的文化和政治团体,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等。他们原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后,随着北洋军阀的土崩瓦解,又转而投靠国民党当局。这里所说他们和创造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如冯乃超(创造社)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一月《文化批判》月刊第一号)中,称托尔斯泰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又"靦颜做世界最卑污的事--宗教的说教人"。梁实秋(新月社)在《文学与革命》一文(载一九二八年六月《新月》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中说:"近来的伤感的革命主义者,以及浅薄的人道主义者,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有无限制的同情。这无限制的同情往往压倒了一切的对于文明应有的考虑。"

    〔4〕Lunachar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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