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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 园的的内外(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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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独怆然。
乘风破浪气豪哉，上国文光异地开。旧域江山几破碎，劝君更展济时才。”
这几首在他的诗里不算是佳作，我请他写一个扇面，写的是自作的两首诗，一是彭蠡遇风，一是送兄之作，暑假时拿回去为祖父所见，询是同班学生，曾郑重的说，同学中有这样人才，不可大意，须要加倍用功。韵仙很有才气，能说话，能写文章，能做事，在我们少数的朋友中间，没有一个人及得他来。他曾自评云，“落拓不羁，小有才具。”自谦之中也有自知之明。他在驾驶堂的宿舍，独占一间，末了一个时期忽将板床拆去，只留三张半桌，放在房子中间，晚上便在这上边睡觉，平常将衣服打成背包，背着绕了桌子走。问他是什么意思，答说中国这样下去非垮台不可，大家学习逃难要紧。听的人都以为狂，其实他自然是在锻炼吃苦，想去参加革命，转入陆师后环境较好，同志也可能多一点，但是他不久病故，所以并没有能够干得什么事，倒是他的老兄到民国初年尚在，在教育部做官，专门做江西派的诗，当年的志气也一点都没有了。
二〇 秋瑾
秋瑾与鲁迅同时在日本留学。取缔规则发表后，留学生大起反对，秋瑾为首，主张全体回国，老学生多不赞成，因为知道取缔二字的意义并不怎么不好，因此这些人被秋瑾在留学生会馆宣告了死刑，有鲁迅许寿裳在内，鲁迅还看见她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不久她归国，在江浙一转，回到故乡去，主持大通体育学堂，为革命运动机关，及徐锡麟案发被捕，只留下“秋雨秋风愁杀人”的口供，在古轩亭口的丁字街上被杀，革命成功了六七年之后，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药》，纪念她的事情，夏瑜这名字很是显明的，荒草离离的坟上有人插花，表明中国人不曾忘记了她。在日本报上见到徐案消息的时候，留在东京的这一派人对于与徐秋有关的人的安全很是忧虑，却没有人可以前去，末后托了一个能懂中国话的日本同志，设法混进绍兴去，可是一切混乱，关系的人一个都找不到，竺绍康王金发大概逃回山里，陶成章陈子英等人随即溜到东京来了。这个探信的人大抵未曾留辫子，异言异服的，不曾被做公的抓了去，实属运气之至，可见清朝稽查还不密，那时城中还没有客栈，所以无处安身，只好在一家雅片烟馆里混了两晚，他也不会抽大烟，不知道是怎么的对付过来的。他的姓名现在已不记得，这事件远在四十多年以前，所以知道的人现在活着的也只有一两个人了吧。
二一 袁文薮与蒋抑卮
袁文薮与蒋抑卮都是鲁迅的老朋友。鲁迅从仙台医学校退了学，来到东京，决心要做文学运动，先来出一个杂志，定名叫作“新生”，是借用但丁的一本书名的。他拉到了两个同乡友人，给《新生》写文章，一个是许季茀，一个即是袁文薮。许是在东京高等师范念书，袁不知学的是什么，但未曾毕业，不久转往英国留学去了。袁与鲁迅很是要好，至少关于办杂志谈得很投合吧，可是离开了东京之后就永无音信，所以这里关于他的故事也终结了。蒋抑卮是杭州的银行家，大概是浙江兴业银行的理事吧，他本与许季茀相识，一九〇八年他往东京割治耳病，先到本乡许处寄居，鲁迅原住在那里，所以认识了。他虽是银行家，却颇有见识，旧学也很好，因此很谈得来，他知道鲁迅有介绍外国小说的意思，愿意帮忙，垫付印刷费，卖了后再行还他。这结果便是那两册有名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一千本，垫了一百元，第二册减少只印了五百册，又借了五十元，假如没有这垫款，那小说集是不会得出世的。此书在东京的群益书社寄售，上海总经售处是一家绸缎庄，很是别致，其实说明了也极平常，因为这铺子就是蒋家所开的。《域外小说集》的故事已经有些人讲过了，但是关于出资的人似尚未提及，我觉得也值得介绍一下。民国以后，鲁迅在北京的时候，蒋抑卮北来必去拜访，可见他们的交情一直是很好的了。
二二 蒋观云
鲁迅在东京的朋友不很多，据我所知道的大概不过一打之数，有的还是平常不大往来的。现在我便来讲这样的两个人，即是蒋观云与范爱农。观云名蒋智由，是那时的新党，避地东京，在《清议报》什么上面写些文章，年纪比鲁迅总要大上二三十岁了，因为他是蒋伯器的父亲，所以同乡学生都尊他为前辈，鲁迅与许季茀也常去问候他。可是到了徐锡麟案发作，他们对他就失了敬意了。当时绍兴属的留学生开了一次会议，本来没有什么善后办法，大抵只是愤慨罢了，不料蒋观云已与梁任公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了，会中便主张发电报给清廷，要求不再滥杀党人，主张排满的青年们大为反对。蒋辩说猪被杀也要叫几声，又以狗叫为例，鲁迅答说，猪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当初蒋观云有赠陶焕卿诗，中云，“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鲁迅常传诵之，至此时乃仿作打油诗云：“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原有八句，现在只记得这两句而已。蒋著有《海上观云集》，在横滨出版，以旧诗论大概还有价值，可是现今知道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吧。
二三 范爱农
范爱农是《越谚》著者范寅的本家，在日本留学大概是学理工的，起初与鲁迅并不认识，第一次相见乃是在同乡学生讨论徐案的会场上。其时蒋观云主张发电报给清廷，有许多人反对，中间有一个人蹲在屋角落头（因为会场是一间日本式房子，大家本是坐在席上的），自言自语的说道，“死的死掉了，杀的杀掉了，还打什么鸟电报。”他也是反对电报的，只是态度很是特别，鲁迅看他那神气觉得不大顺眼，所以并未和他接谈，也不打听他的姓名，便分散了。这是一九〇六年的事情，事隔五年之后，辛亥革命那年，绍兴光复，王金发设立军政分府，聘请鲁迅为师范学校校长，范某为副校长，就任之日一看原来即是那蹲在屋角落头的人，这时候才知道他叫范爱农，所用的官名大家都已不记得了。自此以后他们成为好友，新年前后常常头戴农夫的毡帽，钉鞋雨伞雪夜去访鲁迅，吃老酒谈天到二三更时候。不久鲁迅往南京进教育部，范爱农离开师校，很不得意，落水而死，鲁迅作五律二首哀之，今收在集里。
二四 蒯若木
蒯若木在日本不知道学的是什么，仿佛似是工业，却也不大像。他与鲁迅来往很少，但颇稔熟，大概是在南京时相识的吧。他看见鲁迅总谈佛法，鲁迅很看过些佛书，可是佛教却是不相信，所以话不能投机，却还是各说各的。一九〇六年以后鲁迅热心学习德文，若木便说，“你还是先学佛法，学成之后自有神通，其一是他心通，那时什么外国语都自然能够通解了。”事隔十年，大约是五四直前的时候，若木搞什么政治活动，在北京出现，鲁迅在路上遇到他，后来对朋友笑说，“若木似乎佛法也还未学成，因为前天我路上遇见他坐了马车走过，要不然有了神足通，何必再要什么马车呢。”若木又有一句口头禅云“现居士身而说法”，鲁迅说起他时，常要学他的合肥话，把而字读作挨，又拉得很长的。关于这句话，还附带的有一件故事，很有点可笑，现在且从略。鲁迅对于蒯若木虽然有时要讥笑，可是并无什么恶意，因为他们本是两个境界的人，意见合不来，也不会发生正面冲突，所以不妨各说各的，旋各自散去也。
二五 周瘦鹃
关于鲁迅与周瘦鹃的事情，以前曾经有人在报上说及，因为周君所译的《欧美小说译丛》三册，由出版书店送往教育部审定登记，批复甚为赞许，其时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这事就是他所办的。批语当初见过，已记不清了，大意对于周君采译英美以外的大陆作家的小说一点最为称赏，只是可惜不多，那时大概是民国六年夏天，《域外小说集》早已失败，不意在此书中看出类似的倾向，当不胜有空谷足音之感吧。鲁迅原来很希望他继续译下去，给新文学增加些力量，不知怎的后来周君不再见有著作出来了，直至文学研究会接编了《小说月报》，翻译欧陆特别是弱小民族作品的风气这才大兴，有许多重要的名著都介绍来到中国，但这已在五六年之后了。鲁迅自己译了很不少，如《小约翰》与《死魂灵》都很费气力，但有两三种作品，为他所最珍重，多年说要想翻译的，如芬兰乞食诗人丕威林太的短篇集，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彖飞的唯一小说，名叫“绞吏之绳”的，都是德国“勒克兰姆”丛刊本，终于未曾译出，也可以说是他未完的心愿吧（在《域外小说集》后面预告中似登有目录，哪一位有那两册初印本的可以一查）。这两种文学都不是欧语统系，实在太难了，中国如有人想读那些书的，也只好利用德文，英美对于弱小民族的文学不大注意，译本殆不可得。
二六 俟堂与陈师曾
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中有几个熟朋友，以时代先后为序是张燮和，陈师曾，其次是许季茀。他于清戊戌（一八九八）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同宿舍的便是张邦华，字燮和，还有芮体乾，毕业后改名顾琅，字石臣。陆师学堂的总办最初是钱德培，后来换了俞明震，陈师曾是俞家的近亲，那时便住在学堂里，虽然原是读书人，与矿路学生一样的只穿着便服，不知怎的为他们所歧视，送他一个徽号叫作“官亲”。及至矿路班毕业，选送日本留学，师曾也一同自费出去，这个歧视才算解除，在高等师范肄业，已与鲁迅开始交往，若干年后在教育部重逢，那时师曾的书画篆刻已大成就，很为鲁迅所重，二人的交谊也就更深一层了。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鲁迅那时自号俟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或者要引经传，说出于“君子居易以俟命”亦无不可，实在却没有那样曲折，只是说“我等着，任凭什么都请来吧”。后来在《新青年》上面发表东西，小说署名鲁迅，系用从前在《河南》杂志寄稿时的笔名迅行，冠上了一个姓，诗与杂感则署唐俟，即是俟堂二字的倒置，唐像是姓，又照古文上“功不唐捐”的用例，可作空虚的意思讲，也就是说空等，这可以表明他那时候的思想的一面。师曾给鲁迅刻过好几块印章，其中刻“俟堂”二字的白文石章最佳，也有几张画，大家都想慢慢的再揩他的油，却不料他因看护老太爷的病传染了伤寒，忽然去世了。
二七 陈师曾的风俗画
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这话虽旧，我倒是同意的，或者就算是外行人的代表意见吧。手边适值有师曾的《北京风俗图》影印本二册，翻阅一过，深觉得这里有社会的意义，学问与艺术的价值，不是一般画师所能到的。画上有各人题句，是民国五六年所书，大略可以知道作画的年代，其时鲁迅在教育部，时常邀集二三友人到绒线胡同西口路南的回教馆楼上吃牛肉面，从东铁匠胡同斜穿马路过去，路没多远，有一次适有结婚仪仗经过，师曾离开大家，独自跟着花轿看，几乎与执事相撞，友人们便挖苦他，说师曾心不老，看花轿看迷了，随后知道他在画风俗图，才明白他追花轿的意思，图中有吹鼓手打执事，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印本题曰“菉猗室京俗词题陈画”，前后各十七阕，姚茫父自书所作词，道人即师曾画北京风俗共三十四幅，有陈孝起程穆庵何芷舲等人题句，淳菁阁印行，早已绝板。其第十九图送香火，画作老妪蓬首垢面，敝衣小脚，右执布帚，左持香炷，逐洋车乞钱，程穆庵题曰，“予观师曾所画北京风俗，尤极重视此幅，盖着笔处均极能曲尽贫民情状，昔东坡赠杨耆诗，尝自序云，‘女无美恶富者妍，士无贤不肖贫者鄙。’然则师曾此作用心亦良苦矣。”其实这三十几幅多是如此，除旗妆仕女及喇嘛外皆是无告者也，其意义与《流民图》何异，只可惜道人死后此种漫画作风遂成了“广陵散”了。
二八 鲁迅在S会馆
S会馆的名称始见于《呐喊》自序中。这本名山会邑馆，是山阴会稽两县人的会馆，在李越缦日记中常有提及，清末山会合并称为绍兴县，也就改名绍兴县馆。出宣武门一直往南，到了前清杀人的地方菜市口，迤西路南即是北半截胡同，在广和居门前分路，东南岔去是裤腿胡同，西南是南半截胡同，其实这也是一只裤腿，不知何以独承了半截的正统。离胡同北口不远即是会馆，坐西朝东，进了头门二门之后照例是一个大院子，正屋是历代乡贤的祠堂，从右侧弄堂往西去，后边一进平房，是鲁迅寄住过的地方。小小一个院落，南首有圆洞门通到东边，门内一棵大槐树，北首两间下房，正面一排四间，名为“补树书屋”，只因极北一间被下房挡住了阳光，所以关闭不用，鲁迅所用的就是那外边三间罢了。他大概从民二住起直至民八，这里所说只是末三年的情形，其时他睡在靠北的一间里，南头作为我的卧室及客室，中间房内放着一张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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